三、天可汗制度的缘起、兴衰及相关历史背景分析
天可汗制度始于大唐武功鼎盛之太宗时期，衰于安史之乱，代宗之后名实俱亡，凡一百三十七年(罗香林语)，在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大盛世期间完全主宰了唐的对外关系，其兴衰则于大唐的国力紧密相连，抚今追昔，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
1、 太宗时代：天可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网上现在有种观点，认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乃至日后的五代十国之变局，肇因于唐太宗迷恋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弃中原之根本导致中央弱而地方强引起，甚至天可汗的称号也被说成是太宗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表现，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对于初唐时的国际形势和典章制度缺乏了解之故。唐初实行的是府兵制，平时务农，战时出征，这就是为何武德年间李世民身为天策上将兼十二卫大将军，名义上已掌握了全国的兵权，而宫廷斗争中却一直处于下风的原因。只因他虽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但在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下非战时奉皇命不能调发，承平时期根本无兵可调。而太宗时期，府兵制一直都运行良好，在这种制度下将领根本不可能坐大，更别说什么中央弱地方强了。节度使是在睿宗时才成为固定官职，玄宗时始完成确立节度使制度的，故此有人说唐衰亡的根源就在于府兵制的破坏(当然这种说法也比较偏激)。而天可汗制度的建立，也是迫于唐初国际形势恶劣非加强武备不可，而太宗却不欲在军事方面开支过度，是以想出这样以夷制夷互相牵制权力平衡的办法。
先看一下大唐开国之初的国际形势，可说是相当严峻，历经隋末战乱，百业凋敝，全国人口仅剩下1000多万，就连小国高昌，也敢阻服王化。北方有强盛的突厥，号称控弦百万，盛极一时，之后薛延陀，回纥，此起彼落，强邻始终在侧，西南吐蕃勃兴，西北有高昌吐谷浑，东部有高丽衅边。以上每个国家能够动员的军队都不下数十万。而在贞观年间，全国府兵总数也不过六十万(见《唐会要》)，而同时上番宿卫不超过十万人(即全国常备兵力，见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李世民经玄武之变，更需时间和智慧度过瓶颈期，内有庐江王李瑗，罗艺等叛乱，山东故太子势力也蠢蠢欲动，贞观元年旱灾，二年蝗灾，三年水灾，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生存环境之恶劣，较两宋不遑多让。其中以东突厥为患尤烈，李世民初登基即长驱直入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被迫签订渭水之盟，可见边患之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故此，好容易到了贞观四年风调雨顺，即出兵灭掉东突厥，从发兵到回朝前后不足3个月，曾盛极一时的东突厥就此灰飞烟灭。然而，如何处理突厥部众，如何对待新兴的薛延陀回纥等势力，又成了难题。
因大唐国家初立，百废待兴，一切从简，官吏精简到只剩600多人，又因天灾频频，经常减免赋税让利于民，长安城后期的后勤已经十分依赖漕运，但太宗时代根本不成问题，便是本着节约为上的原则，一切开支能省则省。现在国境线凭空多出那么长，如果按照传统的修长城遣兵士戍边的方法，中原的劳动力本就不足，后勤供应更要增添许多花费。故此思前想后，干脆不修长城，而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建立起天可汗制度，规定各部落的大致疆界，要求他们各守疆界不得相互侵略，否则唐将组成天可汗联军予以惩罚，这样弱小藩国可以借唐的声威得以维持，唐可以利用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来相互牵制，也可以防止由于兼并而产生新的强大势力，即使要出兵，也可以利用各藩国的共同力量，减少不少军事开支和人员伤亡，可谓一举数得。
故此，初唐时期在边境陈兵并不多，而是散布监听站于番境，一旦有警立即驰告中央，再由中央做出反应，或征或抚。“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少粮费，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汉卒出焉。” 初唐时建立的军事国家化的府兵，则以内敛形式集中以拱卫首都及中央，各地要塞镇戍警方体系，也由府兵轮调，建制上实无地方兵团。地方有变，则由警方体系先行防御，中央派军驰援作战，戎平即还，府兵虽属军府统领，但又同时隶属于州县，军府不得自行征调，调兵须有皇命，地方上不见命令不发兵，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结党和割据。这样唯一的缺点是不利于应急，太宗于是从两方面加以弥补，政治上以德抚之，边境要员选择德才兼备处事灵活的，严禁擅起边衅侵凌小国的，贞观朝的边将如李世绩李大亮都是名将良吏。军事上勤修武备，贵精不贵多，中央军向不轻出，一旦出兵务求一击即中，威慑四方，所以边境虽然没大量驻兵但也没几个敢轻易惹唐的。如松赞干布曾以20万兵力攻松州，虽然地方不敌告急，但一旦唐中央出兵，虽然只得5万人，大军未至前锋已夜袭吐蕃大营斩首千余而还，吐蕃因此老实了数十年。如此恩威并用，德刑并举，建立起东亚地区的天可汗轴心体系。唐朝由此成为中原大一统王朝之中第一个不修长城而依然武功鼎盛的帝国。
这时唐高宗刚刚登基，朝内与边疆都产生了一些麻烦。这是君王更替的附属产物，因新君初立，君权尚欠巩固。永徽四年(653年)处置了房遗爱、薛万彻等人的谋反(有说这个主要归功于长孙无忌)，永徽六年立武氏为后，次年即显庆元年(656年)改立李弘为太子。此时长孙无忌已然失势，内政基本稳定，遂于显庆二年(657年)以苏定方为主帅大举用兵西突厥，生擒沙钵罗可汗贺鲁献俘昭陵，并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西突厥灭亡。显庆三年(658年)五月，高宗重设安西四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