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军事上，唐帝可藉由征兵权的行使，排解、仲裁各蕃国间的纠纷，讨伐不义以及助国征讨等事项。
天可汗制度的积极功能即为组成联军，来讨伐不遵守盟约的国家，共同维持国际秩序。藩国有对唐帝国尽捍边征讨之责，受唐遣发，为唐征讨。《新唐书*西域传》载：“西曹者，隋时曹也，南接史及波览，治瑟底痕城……武德中入朝。天宝元年，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即上言：“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
“失蜜，或曰迦湿弥逻。北距勃律五百里，环地四千里，山回缭之，它国无能攻伐。……遣使者物理多来朝，且言：“有国以来，并臣天可汗，受调发。国有象、马、步三种兵，臣身与中天竺王厄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战辄胜。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又国有摩诃波多磨龙池，愿为天可汗营祠。”此皆说明受唐天子令调发征讨是藩国必尽之责。
贞观八年吐谷浑寇凉州，太宗命李靖“并突厥、契苾之众击吐谷浑”。(通鉴)，这是天可汗制度成立以来第一次组成联军出兵。贞观二十一年，龟兹王失臣礼并侵凌邻国，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贞观二十二年，中天竺阿罗那顺截击大唐使者尽掠诸国贡物,王玄策檄调吐蕃尼婆罗(今尼泊尔)兵平之，“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馀所，俘阿罗那顺以归。”(通鉴)玄宗时以天可汗身份调解国际纠纷达七次之多。贞观十五年，薛延陀侵突厥，太宗命张俭为统帅，率奚、契丹等兵马助突厥击败薛延陀，乱平后，太宗告薛延陀使者：“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这正说明太宗以盟主(天可汗)之尊，责薛延陀负约，盟主(天可汗)有征发各汗联军讨伐不义之权。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何为不德，该受何种处罚，天可汗制度对此并没有明确严谨的章程公约之类，这也是有学者因此质疑的地方，故此，天可汗制度应该不是一个完善严谨的国际仲裁机构，而是类似现代“集体安全”的联盟体系。纽先钟认为，天可汗体系是在唐“中国即天下”的概念下产生的，在“天可汗”之下，所有的国家部族结成联盟，以体系内全体成员的力量对破坏体系内和平的成员国施以制裁，从而确保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秩序的维持。天可汗制度并没有假想的敌人，这和集体防御有一个假想对象不同，所制裁的对象也是体系内破坏和平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天可汗制度有现今联合国的作用，但联合国为委员制组织，天可汗制度则为首脑统帅制(罗香林)。《新唐书》对此描述为：“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
综上所述，唐朝的“皇帝天可汗”是以皇帝之号“下行”可汗事，其职权表现在：政治上，印玺有对外专用的“天子三宝”，诏书、册文有一定的形式 称谓，册封制度也有进一步丰富实质内涵;军事上，唐帝可藉由征兵权的行使，排解、仲裁各蕃国间的纠纷，讨伐不义以及助国征讨等事项;律令上，《唐律》中的“化外人相犯”条，代表着中国在唐朝时，已经具有现今法学原理中“国际私法”性质，显示《唐律》能适用由各地区，成为国际性的法律，唐朝已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