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中沿用了这一说法，并引《资治通鉴》贞观二十年(646)铁勒诸部，请上太宗为可汗，皆请置吏，唐廷遂将诸部设置瀚海等十三个羁縻府州，以证其说法。然此说却有相互矛盾之处，如高宗时代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向唐称臣，并置州县，以诸国首领或为都督或为刺史，一如铁勒诸部，是故理当称唐帝为“可汗”，然罗氏却将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划归为国际组织之一环，称唐帝为“天可汗”。突厥本已为太宗、高宗所灭，属地置为州县，应属直接称臣，但按《唐会要》记述，阿史那德吉利在称唐玄宗时，也是“天可汗”而非“可汗”，并不符合其说法。
相形之下，朱振宏提出天可汗为外族对太宗之尊号，代表其地位是高于西、北各诸民族君长可汗之上，与称唐帝者是否为中国领地或是国际组织一环无甚关系，太宗为共尊的“天可汗”，对外为国际盟主，对内已臣服的诸藩行使职权——“行可汗事”，此说似乎更为合理。
太宗以大唐皇帝身份兼任西北诸藩可汗，任命本族人为各内附州县首领，接受唐官官职如都督、刺史的同时按照其本族习惯称可汗等，以免其族人“伤亡国之痛”，如阿史那思摩既是乙弥泥孰侯利可汗，又是唐化州都督，右武侯大将军等，在接受唐廷管理的前提下(如派官员参政监督等)，尊重其本地风俗享有高度自治，其做法与千百年后邓公的“一国两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先例则可上溯至五胡乱华时期的刘渊建汉。
匈奴人刘渊因慕汉风，自认为汉高祖刘邦后裔，尊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为先祖，自封大单于兼汉王，开胡汉官制混用之先河。其子刘聪更进一步在国内实行胡汉分治，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主要统辖汉人;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主要统辖胡人。北朝诸君多有仿效，反映到北朝民歌《木兰辞》里，即同时有“可汗大点兵”与“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之语，其中的“可汗”与“天子”明显是指同一个君主。
到了隋代，突厥因天灾之故，国势骤衰，遂在隋文帝杨坚挑拨分化及军事打击下分裂为两部，启民可汗称臣内附，上隋文帝尊号“圣人莫缘可汗”，意指圣贤的、富厚的君主，隋文帝即为隋朝皇帝兼突厥名义上的君主，是为中华天子兼异族国君的前例。炀帝继位后也继承了这一称号，继续对启民可汗大加赏赐，几乎达到了“穷一国以奉一人”的程度(据史家分析，炀帝大概是想借突厥兵马攻高丽吧)。然自始毕可汗立，炀帝在赏赐他大量珍宝和一个公主之后，欲施杨坚故智立始毕之弟射匮为可汗以削弱始毕，始毕立刻和隋朝决裂，并转而与隋为敌，兵困炀帝于雁门。突厥从此成为边患，隋末大乱中先后入侵中原数十次，掳掠中原人口达八万之多，直至李靖那次著名的雪夜夜袭之后，局势方才彻底扭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