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洲的顽强防守导致失陷之后，沙洲城中的民众受到了吐蕃人的残酷报复和压迫。沙洲城破后，“丁状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不仅仅是沙洲城，整个河西陇右的人民均在吐蕃非人的暴政之下挣扎在死亡线上，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08年），太常少卿韦伦奉命出使吐蕃，返回时路过河陇地区，亲眼见到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故其人苦之。及见伦归国，皆毛裘蓬首，窥觑墙隙，或搥心陨泣，或东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虚实，望王师之至若岁焉。”吐蕃将占领区内的人民视若贱民，予以残酷的压榨和剥削，所以当地人民无时不刻的盼望中央政府能够救人民于水火。吐蕃人规定，在河西诸城生活的汉人，走在大街上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吐蕃人，民族压迫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民族压迫自然会激起强烈的民族反抗，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吐蕃当时的军事实力虽然也能称得上帝国，可是毕竟文化底蕴和政治制度等等与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相差甚远，“马上可定国，岂能马上治国？”所以吐蕃虽然也控制了西域不少年，但是对西域的影响却远远不如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沙洲人民在深重的民族压迫之下自然与吐蕃离心离德，在开成年间（公元836年），有一支唐朝的使团出使西域，途径甘、凉、瓜、沙诸州，当地民众都夹道相迎，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这时候河西以及西域沦陷已有数代，但当地民众仍然视自己是中国子民，念念不忘唐朝，这正是张义潮后来沙洲起义的民众基础。
吐蕃人善于作战却不善于管理，在吐蕃人统治河西走廊的数十年时间里，各座城市在盛唐时候修建的各项城市设施、水利设施都逐渐被废弛，出现了大倒退的局面。此时的河西走廊可以说是一片凋敝，经济萧条，百姓被残酷的压榨。不仅仅是这样，吐蕃本土的国力也在不断地衰退，前面已经介绍过，由李泌一手构筑的对吐蕃的世界包围网给与了吐蕃极大的打击，回鹘汗国和阿拉伯帝国均在西域不同的方向深深的打击了吐蕃帝国，唐朝也乘势与南诏国联手在四川方面极大的杀伤了吐蕃的有生力量。在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吐蕃国内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赞普郎达磨遇刺身亡。达磨无子，佞臣立其妃的3岁的侄儿乞离胡为赞普，许多人不服，甚至离叛，从而导致了吐蕃国内的大规模内乱。吐蕃本部称作“邦金洛”的奴隶平民也乘机起义。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下，张义潮的沙洲起义就拥有了一个极好的外部条件。
此时的河西走廊就是一个巨型的火药桶，只要有一点点的火星就能引起毁灭性的爆炸。唐朝这个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有所恢复，看到吐蕃国内灾荒连年，河陇各处吐蕃守将人心思变，兵防极度空虚，当然不会放过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决心收复河湟地区。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三月，“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大败尚恐热所率吐蕃军。次年12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并一举收复了原州(宁夏固原)、石门等六关和威州(宁夏中卫县)、扶州(甘肃文县西)。唐王朝的一连串军事胜利给了张义潮起义以强大的军事靠山，更使得河西人民不再感觉自己是孤立无援的，祖国就在他们的身后，这给了他们强大精神支柱，用句俗话来说就是给张义潮这些准备起义的河西人民壮了胆。
《张淮深碑》中记载到：张义潮在沙洲“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武、白起之精，见韬钤之骨髓。……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张义潮首先明确了起义的决心。当然反抗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吐蕃帝国只凭一腔热血自然是不行的，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积蓄强大的实力。张义潮的骨干力量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敦煌的名门望族。如索氏、张氏、李氏等，都是沙州一带举足轻重的家族，这些家族在沙洲陷落之后得以留存下来，并暗中积蓄力量。唐朝民风尚武，讲究文武合一，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平时骑马射猎，习武刺击都是非常普遍，这习武之风在世家大族中更是被看重，这些家族人丁众多，实力雄厚，他们在张义潮起义和收复河西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二，佛门的僧徒。虽然说佛家讲究远离红尘不问世事，但是不代表佛家要求人们不要爱国。少林寺的十二棍僧救唐王就开风气之先，也是后世僧人的榜样。河西的高僧洪辩虽然以高深的佛法被看重，被吐蕃授予了“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的职位，但他“远怀故国，愿被皇风”，所以尽力帮助张义潮收复沙州。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佛教进入吐蕃之前，吐蕃本身就有自己的本土宗教——本教。佛教传入之后，本教和佛教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斗争，最后演变成达玛进行的灭法运动，几乎将佛教在吐蕃彻底铲除，佛教自此在西藏地区一蹶不振长达百年。最后达玛之所以被佛僧刺杀也是因为他的灭法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僧人自然不愿意为吐蕃的统治者效力。本人前一篇的《大漠孤烟直》已经介绍过由于唐朝对西域的开发，西域的佛教极盛，高僧大德层出不穷，而沙洲（敦煌）乃当时的中西交通要冲，佛教自然也是极为兴盛，教徒数量庞大，广大的僧徒在百姓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在这些爱国僧人的宣传感召之下，对吐蕃的反抗精神深入人心；第三，豪杰义士。如后来张义潮的得力部下副使安景，部落使阎英达等等，都是当地著名的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