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两次运动指导思想的比较
在政治上，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洋务派主张搞好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要记其“大德”，忘其“小怨”。所谓“大德”是指1860年英法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但没有推翻清朝廷，反而还帮助清朝廷打击太平军。所谓“小怨”是指1840年以来，清朝廷屡次被外国侵略者所打败，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由于清朝廷对自身实力进行审视后，自觉今非昔比，对侵略者助剿以灭其内患的举动感激不尽。基于这些因素，清朝廷的外交路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鄙夷”变成了“亲夷”，这样，清朝廷在政治上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附庸，投入他们的怀抱。
在技术引进方面，洋务派主要举办军工企业，制造船炮，用以武装清王朝统治支柱——军队，出于发展军工企业的需要，也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和建立了一些学堂，并派遣了留学生。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和延续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客观上不可否认，它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和与之伴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这便为以后革命的继续发展准备了力量，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使得1898年发生的遍及全国的戊戌维新运动在此基础上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尽管它的指导思想也同样局限于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但在政治上却已经有了变革政体的进步要求。
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对西方流行的“君主立宪”政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洋务运动经营近30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主要是由于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在作祟。如今国难当头，更觉改变政体实为强国御辱的首要。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注定了在变法维新过程中很难摆脱与外国资本主义的那种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对外关系上，依然奉行的是“亲夷”政策。在百日维新过程中，就有英美等国传教士以“顾问”身份出入宫廷，如李佳白，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他们被奉为上宾。他们以赞助变法，热心于中国的改革事业的姿态，经常参与中国的维新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力图把中国的维新运动纳入列强所需要的轨道。
东方的日本，也不甘落后，1898年，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活动，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最后他们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却加深了维新派对英美等的幻想和依赖。这一点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人士积极奔走各国使馆，寻求帮助和保护即为明证。在变法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积极主张和鼓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之说。
1879年和1882年，康有为先后到香港和上海，阅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籍，目睹了当时资本主义的都市文明。经过几年的探求，他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优越，逐渐产生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变中国现状的变法维新要求。特别对国会一项，尤其赞佩。他发表其关于制度的意见，想借此制定宪法，来议决新政。
关于国会召集之法，是以府县为单位，每10万户公举一个“议郎”供皇帝咨询和讨论重要政令，实行君主立宪。其实质“系由皇帝任选数十人充数。”2这当然离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方法甚远，但康有为却信此以为变法之源。并充满自信地认为“兴民权”、“开议院”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是“治国之大径，为政之公理”，实行君王立宪，“则中国之富强可计日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