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60年代由洋务派倡导和发起的洋务运动和19世纪末由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救挽民族危亡而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是近代中国人为抵御西方侵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作出的回应。尽管这两次轰轰烈烈的运动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中国近代化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其功绩不可磨灭。尤其对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刻的中国来说，重温这段教训深刻的历史，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两次运动发起因素的比较
1.两次运动发起原因的比较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王朝的统治就日趋衰落，危机四伏。与此恰恰相反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为掠夺原料和开拓商品倾销市场，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疯狂的侵略和扩张。而积贫积弱的中国自然难逃此劫。于是虎门销烟便成了列强挑起战争的借口。一向“夜郎自大”的清朝廷在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割地赔款。《江宁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的签订，使侵略者攫取到了大量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而中国则一步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更使统治者触目惊心的是列强在战争中使用的洋枪洋炮使清军的大刀长矛自惭形秽，而此时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又让他们忧心忡忡。于是一些有见识的大吏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装备军队来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主张。
从另一方面看，清朝廷为了支付巨额赔款，加紧搜括人民，不堪忍受屈辱与剥削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汇成强大的革命潮流。太平天国运动，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起义和长江流域以及两广的天地会起义，使清朝廷统治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之中。清朝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发起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诱因是中日甲午战争，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第一届议会上公然提出了不但要保卫国家的“主权线”，而且要保卫领土以外的“利益线”的侵略理论。日本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于1894年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在这次较量中清朝廷又一次大败而归，中日《马关条约》使中国遭受了又一次前所未有的割地、赔款和掠夺。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引起了帝国主义间在利益上的冲突，使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人民也重新掀起斗争的高潮。在这种背景之下，康有为即赴北京，1897年12月第五次给光绪帝上书，强调内忧外患已使中国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如再不变法，“恐皇上与诸臣为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康有为为挽救民族危亡，维持大清统治而积极奔走呼号。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救国的举动使执政者光绪帝深受感动，在其不愿作亡国之君思想的驱使下，也给运动以大力支持，使这场救亡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是在外扰内困的情况下，为抵御西方的侵略，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而作出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