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两次运动的群众基础因素的比较
由于阶级属性的局限，这两次运动的领导者没有大胆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仅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或者最多有少数资产阶级上层的参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由于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对民众极端仇视心理的作祟，使一些王朝“栋梁”，诸如洋务派代表曾国藩、李鸿章等认为“内忧大于外患”，积极主张先镇压农民起义，再图解决外患之计。这样注定了他们不仅不能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而且他们与劳动群众之间必然是矛盾的双方，这也使洋务运动的自强之道是向外国学习技术，争取外国军事援助，而提不出反压迫，反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政治要求。维新运动同洋务运动一样，也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阶级属性的局限，同样将广大的劳动群众排斥在运动之外，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和为数不多并且软弱性、妥协性十足的民族资产阶级，其成功的可能性就可想而知了。
4.两次运动的思想指导因素的比较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表明他们不敢否定几千年来祖宗留下的以维系人心的治国经典，避免洋务派在兴办洋务之初就遭到顽固派极力反对的事情的发生。另一方面又表明振兴清王朝非其真心，他们早就明白，满清王朝大势已去，只能勉强维持，很难复兴，因为清朝廷的腐朽已无救药可医，亡国之祸迫在眉睫。
这种指导思想使他们不敢触动封建制度之根本，而且技术引进又局限在十分狭小的范围，所以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在维新运动中更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政体，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但是十分仓促，可以想象，康有为从接触西方三权分立学说时起，到他付诸维新变法实践，短短几年，根本没有时间对中国整个社会实际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因而他的理论极其空洞，不得不假借孔夫子之言为其开路，这种不能维系人心的说教，当然经受不住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反击，因而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使他非常孤立，所以失败遂成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