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很早就形成了民族认同心理和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成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古代的民族意识是以“尊王攘夷”、“夷夏大防”、“以夏变夷”等观念为核心，具有狭隘性、封建性，往往为统治阶级或少数个人野心家所利用，产生许多消极的影响。如鸦片战争前，中国官绅为狭隘的民族意识所束缚，对来华的外国人统称为“非我族类无文化的野蛮人”，或“夷”、“狄”等等，认为“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要加以隔离防范”。因此，他们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是顽固守旧，盲目自大，就是媚外祟洋，妥协投降。只有少数进步士人和官吏继承了传统民族意识中爱国、反侵略的优秀遗产，并在反侵略的斗争过程中更新了观念，给传统民族意识注入了新的内容，成为中华民族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开端。
由忧患意识的复苏而导引的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上。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首的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大量走私贩卖鸦片，使黑色毒流横溢中国。在林则徐等人的呼吁、倡导下，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林则徐到广州后，即表示了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和广大民众要求禁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他们还初步认识到保护利权问题，认为“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从而开始提出保护和挽回利权这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在禁烟过程中，林则徐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国法律尊严这一原则。他多次向外国人申明，凡侵犯中国根本利益，违反中国法律的外国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强调“法当从严”、“法在必行”、“我朝法律十分严密，决不许将该项鸦片带入港口”、“凡经营买卖鸦片之不法商人，一经发现，必受惩罚。”林则徐要求外国来华者遵守中国法律，并书写不夹带鸦片的具结，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是不言而喻的。禁烟已不是单纯的商业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具有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性质。
民族意识觉醒还表现在努力寻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道上。鸦片战争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官绅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抗英斗争，表现出抵抗外侮的绝大勇气。但战争却以中国失败而结束，这使他们震惊、悲愤，也使他们逐渐清醒、冷静，开始反思。鸦片战争前，许多进步人士都感到危机的来临，对时局表示担忧，但如何使中国摆脱危机，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往，中国士人在文化专制和闭关自守政策的禁锢之下，只知“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对中国之外的世界茫然无知，“中国书生，狃于不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卒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因此一般人只能以古代汉族统治者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种种方法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结果不能奏效。面对严酷的现实，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比较冷静地分析失败的原因和总结教训。他们通过比较分析，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使他们突破了闭关锁国的狭隘眼界，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大势，并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改良政治、改革经济、改变学风的思想。此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爱国斗争，始终是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社会进步潮流联系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主旋律。这是中华民族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一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