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开放意识的萌发
19世纪是世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世纪，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一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一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古老的中国封建制度经过数千年的风雨兴衰，已走到它的尽头。在西方资产阶级的远征下，它面临要么灭亡，要么改变自己的抉择。由于中国统治阶级愚昧颟预、固步自封，缺乏应变能力，中国出现严重的内外危机。进步知识分子在危机的刺激下，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由此导引了改革开放意识的萌发。
鸦片战争前，进步知识分子已预感到一场大的变动即将来临，他们认识到，如果再象过去那样泥古守日，空谈经书，是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摆脱危机，因而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由于清初以来，清王朝实行高度的专制统治，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都变得麻木、保守，墨守成规成为当时国人思想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提倡改革，首先要打破思想上的障碍。鸦片战争时期，改革意识萌发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阐述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为近代中国一系列改革奠下了最初的基石。
首先，进步知识分子针对顽固守旧派反对变革的陈腐观念，阐述了发展变化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的思想，指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于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于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于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于今日之物。“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用，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古圣先王皆能顺乎时势变化进行改革，变则进步，变则发展。“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世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魏源疾呼改革，他称：“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亦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龚自珍运用《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观来阐述改革的必要性，并称：“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及，事便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们还发挥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阐明了变法改革不是离经叛道，恰恰相反，“探世变者，圣人之至也。”变法改革不仅适应时势需要，也符合先王古圣的本意。这样，他们为自己的变法改革主张披上了古圣先王的外袍，而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阐述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如调整君臣关系、变科考、重臣威、整吏治；抑制土地兼并、发展农业生产、改革币制，实行重商主义；整顿军备，加强海防和塞防；改变空疏烦琐、脱离实际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等等。由于中国积弊积患太多，故改革不能同时进行，需要分轻重缓急。在魏源等人看来，首先需要解决的有两个大问题：一是思想危机，二是人才危机。他们认为如果国人长睡不醒，昏昏噩噩，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进行；而要进行改革，就要有一批关心国计民生，有真才实学的改革人才。故他们把去“人心之寐患”和去“人才之虚患”放在优先地位。怎样去人心之寐患？关键是“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去人才之虚患的方法是“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这样，“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其他弊端也就迎刃而解。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国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但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是什么，却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所提出的改革措施或方案，都不能跳出传统思想的模式，“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成为他们改革思想的真实写照。但是随着开放意识的产生，他们的改革意识也随之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