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一批进步爱国知识分子在内外危机的刺激下，开始从虚矫自大的心态中走出来，以此为开端，中国思想界开始发生巨变，诸种学说，纷然杂陈，各式思潮，彼此激荡。可以说，近代中国许多进步思想观念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因而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一、忧患意识的复苏
开拓视野、战胜无知，不断向社会发出危机信号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自先秦以来的二千余年间，进步的知识分子（儒生士人）就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并为此而奋斗不息。孔子曰：“天下无道则庶人议”。因而每当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来临之际，进步的士人就悲天悯人，发出危机警告。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各个时代的“社会良心”。这使士人产生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成为士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推动社会改革的一种动力。但这种“报忧不报喜”的忧患意识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忌讳、反感，他们不断地加强对社会意识的高度垄断统治，而对那些居安思危，洞烛机先的士人予以严厉的压制和摧残，包括肉体的消灭，到清朝更达到高峰。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对士人采取了高压和笼络的手段，压制其灵性，束缚其智慧，麻醉其思想。在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士人们动辄得咎，整日畏首畏尾，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问题。为了明哲保身，只好脱离实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们的忧患意识泯灭了，大多数人变得昏愦、愚昧、迂腐、贪鄙，沉溺于科举八股的黄粱美梦之中，即使少数有才华的士人也只能远离尘世，埋头于故纸堆中。新的思想被窒息，人才被摧残，知识分子失去了优秀的传统――使命感和责任感。歌功颂德，固步自封，不求上进的自大意识取代了忧患意识，再也无人呼唤危机。
知识界的畸形发展适应了清朝统治者的需要，但却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和应付日益严重的内外危机。19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内外矛盾十分尖锐。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一批知识分子从繁琐的考据词章和故纸堆中钻出来，他们惊觉于农民起义的火光和鸦片流毒及外国侵略。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和社会危机，盛极一时的乾嘉汉学显得毫无用处。一种新的风气兴起，经世致用之学逐渐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姚莹、陶澍等为首的一批进步的士大夫官吏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登上历史的前台，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们产生了新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开始大声疾呼危机，并从内政到外交，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指出所存在的弊端。
龚自珍是较早的觉醒者，他无情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鞭鞑了清朝统治的腐朽，对社会危机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生动的描述。他指出：清朝“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尤其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他进一步指出：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清王朝无论在政治或经济、军事或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已无法维持统治，但又拒绝变法改革，尤如一个患满腐败疥癣的垂死之人，没法子治疗，也不愿治疗，而把四肢缚在独木之上，束手待毙。在封建专制的网罗下，人们唯有醉生梦死才能自保。大小官吏庸碌无能，贪婪卑劣，只知车马服饰、升官发财，置国家民族安危不顾；士人也只知读时文，习八股，趋福避祸，寡廉鲜耻，人才被摧毁，用人论资格。龚自珍认为这种弊端产生的根源不在于汉学的兴衰而在皇权过尊。由于君主“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事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从而造成吏治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龚自珍对危机的描述和对统治者的抨击，在当时是大胆已极，惊世骇俗，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大多数士人的认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