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情舆情立宪当行
早在戊戌维新期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在上呈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劝学篇》中指出，“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委婉表达了“亲贵”大臣应出去多走走看看，以开眼界之意。庚子国变后，张氏更是径直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里重提旧事，“游历之员,浅学不如通才之有益,庶僚又不如亲贵之更有益”,并当“分赴各国游历”。故张之洞可谓五大臣出洋最初的推手。
几乎同时，民间士绅亦有此呼声。如正在实业界干得热火朝天的状元张謇，于1901年所撰的《变法平议》中建议，“每年春秋,朝廷更迭选派一二人,随带有文学、知时务之卿贰出洋游历,考察各事”。仍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更不避嫌疑，热心地拿出了一套具体的出行方案：
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
当然，公私舆论的千呼万唤，实不如严峻事实的当头棒喝。1905年9月初，主要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以日本全胜结束，引起全国上下震动。天津《大公报》刊文称，日俄之战决定着“亚洲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认为“非俄之败于日本，乃专制败于立宪耳”，并断言今日中国“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而明显持有立宪倾向的《南方报》（1905年8月23日在上海创刊的中英双语报纸，据说由前上海道台、曾国藩女婿、实业家聂缉椝创办），则通过日俄对比，认定此“天意所示其趋向，引导中国宪政”。
一时间，“外之使臣、疆吏，内之枢府、部臣，下之民间舆论，咸以立宪为请”。如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奏请“欲图自强，宜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两江总督周馥很快跟进，请求“仿欧美设立法、执法、行政三项官之意”，“预立地方自治之基”。一向以立场保守示人的外务部尚书、内阁协办大学士瞿鸿禨，也认识到须“博采中西诸国之所长，而详考中外异同之故”，自请出国考察。
据说在宗亲权臣的反复劝说下，“慈禧深为感慨，一似有动于中”“意颇觉悟”，最终拍板同意，并于1905年7月16日正式颁布上谕，称：
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故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派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
仔细揣摩上述谕旨的措辞，清廷以“考求一切政治”为名，并未提及“宪政”，实际上借鉴了袁世凯、端方等人建议的“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的策略，务求谨慎。不久，慈禧在一次召见大臣时又说道，“各国政治均应择要考察，如宪法一事，现在虽不能宣露，亦应考察各国办法如何，以备采择。”由是观之，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决策层，内心依然观望摇摆，毕竟“立宪”这玩意儿，对于绝大多数朝廷亲贵中枢重臣而言，仍是雾里看花，不知就里。
但民间的立宪新政积极分子，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恰如当时只有18岁的青年文人柳亚子所言：“十九世纪欧洲民政之风潮越二十世纪而入于亚洲。震雷一声，天地昭苏；阳春一转，万绿齐茁……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
而《南方报》也断言：“诸大臣未行以前，立宪问题殆犹在议论时代，及其将行，则已由议论时代转而入预备时代矣。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