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刀”有人维新“复辟”
朝野注目之下，两路考察团很快各自提交了立宪改革的主张。
载泽递上《吁请立宪折》与《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两道奏折。尤其是第二折中，他结合中外情势，归纳出立宪制度“三大利”：
其一，可保“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同时由大臣负责行政。一旦行政失宜，或议会提出反对，或议院弹勃，“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
其二，可使“外患渐轻”。今日清廷备受列强欺侮，关键在于国家政体与他国迥异，故其“不以同等之国相待”。只要改行君宪，“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政策为平和之邦交”。
其三，又令“内乱可弭”。如今革命党蛊惑人心之理由，无非说清廷政体专制，悖于时代，那推行君宪后，“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水消瓦解”。
载泽这“三大利”之说，论证逻辑可谓严密有力，据称效果颇佳，“两宫览奏，大为感动”。
载泽建言之重点，在于消除两宫对立宪之疑虑，端方、戴鸿慈等人的政改方案，则致力于对立宪理论的详细阐释及改革步骤的具体规划。他们先后呈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等八道奏折，从君宪体制、官制改革、满汉关系、移风易俗、教育革新、军事改良多个方面详细阐述立宪之优越性，呼吁“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端、戴二人还特意编纂长达20余万字的《欧美政治要义》一部，供慈禧与光绪参考。
短短不过半年的走马观花，端、戴等人怎会有如此丰富详赡的研究心得？真正的诀窍在于他们私下雇了“枪手”。据民国时以挖掘清末民初“旧闻”著称的媒体人陶菊隐先生揭秘，端、戴颇有自知之明，觉得海外人地两生疏，时间又如此仓促，不易收集到东西各国完备的政情资料，即使有所得，一时也难于整理就绪，倒不如“物色一位平日对宪政颇有研究的专家，叫他先打个底稿，我们回国后加以整理、补充，以之上报朝廷，似乎方便得多”。他们一致看中的“专家”，便是当年仍是清廷通缉的首要政治犯——梁启超。
正因为曾为端、戴二人捉刀，梁启超深知五大臣此番出洋之底细。在他看来，“流俗人之言立宪，见夫朝廷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则欣然色喜，谓中国立宪将在此役。吾之言立宪，则认此等举动与立宪前途殆无关系”。显然他认为这样大张旗鼓的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形式大于内容，绝不能期望过高。至于他借捉刀之机，装入自己对中国政治改革蓝图设计的“私货”，那是理所当然的了。不知慈禧读到端、戴呈上的八道奏折时，可否想过，这是她切齿痛恨的康梁余孽，在暗度陈仓，鼓动维新“复辟”呢？
不管怎么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后的建言献策，的确直接促成了众所周知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清廷“仿行宪政”上谕的颁布，直接推动了新政改革的进程。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吉尔伯托·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文初版在国内发行，引起很大反响。罗兹曼教授在书中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他做出如此论断，恐怕与本文所追溯的当年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以及随之而来的立宪政改大有关联。
可是天不从人愿，清廷立宪未成而气数已尽，五大臣出洋本欲挽回危局，最终也是白忙活一场。专制皇权一家一姓之衰亡，固不足惜，中国传统政治根本变革之时机，却一再延宕。读史至此，不免叹息，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