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走马观花
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首次出师不利的出洋考察团，在1905年底重组，尚其亨、李盛铎取代徐世昌、绍英。五大臣分两路率团于当年12月2日及11日再度自京师出发。
话说第二批出发的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在日本总共待了28天，主要通过与日本知名的政治家和学者座谈的形式来考察日本政治制度，先后听取了法学家穗积八束关于宪法的讲座、权相伊藤博文关于日本君宪原理的演讲，了解到的情况时，日本“大权者，君主所独裁，不委任于他种权限之内，非如立法、司法之权必经议会裁判也”。
2月28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团自日本转到美国。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人称老罗斯福）及国务卿艾利胡·卢特皆设宴招待。席间国务卿卢特还表示，“近时中美两国互生异议者，坐彼我不详悉两国实情耳”。当时美国国内兴起排华浪潮，导致中美双方关于华工禁约的修约谈判破裂，引起中国国内一波强烈的抵制美货运动。
因美国只是他们赴欧洲的中转站（美国政治考察由端方、戴鸿慈团队负责），故在美逗留半月期间，载、尚、李等人仅仅象征性地出席过一些活动，浮光掠影，谈不上多少收获。
3月22日，载泽考察团乘船横渡大西洋(5.700,0.00,0.00%)后抵达英国，开始对欧洲的访问。他们特意邀请法政学者埃希莱就英国君主立宪政体问题做了为期六天的系列演讲。埃希莱教授围绕英国的风俗习惯、宪法精神、议院运行、君主权力、责任内阁、司法独立等内容，进行详细深入的介绍。考察团诸人，大开眼界，深感三权分立体制的优越性，留下记录道：
故一事之兴，必经众人之讨论，无虑耳目之不周，一事之行，必由君主之决成，无虑事权之不一。事以分而易举，权以合而易行。所由百官承流于下，而有集思广益之休君主垂拱于上，而有暇豫优游之乐。
不过，他们仍认定此君宪模式“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须抉择”。既然英国的制度不适于中国，那么法国的总统制更非上选。4月18日，他们到达法国，经过近两个月（其中有13天在比利时）的参观，考察团认为“法兰西为欧洲民主之国，其建国规模非徒与东亚各国宜有异同，即比之英、德诸邦，亦不无差别”。
1906年6月9日，载泽等人结束欧洲的考察，返程回国，前后在海外共计145天。
那边厢先行出发抵美的端方、戴鸿慈考察团，倒也兢兢业业，下车伊始，便告知美方接待人“但求随时导观，藉资考镜，他事概不与闻”。他们在夏威夷及美国本土共计41天，“参赞、随员、翻译奔忙异常，日则赴各处调查考究政治，以及游览学堂工厂等事，夜则分门翻译章程、各种书籍”。
1906年3月7日，端、戴考察团踏足欧洲大陆，来到此行第二个重点目标德国，该国军政制度是核心考察内容。他们在德国前后停留48天，对政界、学界、商团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访察，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日本维新以来，事事取资于德，行之三十载，遂至勃兴。中国近多散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始穷原，正当以德为借镜”，将德国体制视为清廷应效仿的典范。
除了美、德两国，端、戴考察团还走访或途经北欧三国（瑞典、挪威、丹麦）、俄、英、法、荷、意等国，但大多行色匆匆，蜻蜓点水，未得深入。6月20日，端、戴诸人由罗马起程归国，共计考察178天。
待到五大臣率领的两路“出洋”人马重入国门之际，翘首以待的各界人士多抱着殷殷的期望：
（五大臣）历聘欧洲各国，考察其政治、风土，举凡政法、教育、整军、理财、工艺、实业诸大端，无不了然心目。归辅两宫，颁行新政，斟酌损益，以定我国立宪之制度，开民人自治之幸福，行见百度维新，富强立致。
当然，有人不吝溢美之词，也有人冷眼旁观，如张謇在五大臣刚出发时，便写下过这么一段话：
宪政之果行与否，非我所敢知，而为中国计，则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将于明年秋冬之际卜之。
“明年秋冬之际”，就是五大臣出洋归来后的1906年下半年，立宪新政，理应启动。张謇所言，实则代表了一部分立宪人士的内心忧虑：五大臣漂洋过海带回的所谓君宪制度，确是救治一身沉疴的老大中国之“真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