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张义潮在长安留为人质的兄长张义潭去世，已经69岁高龄的张义潮离开沙洲，前往长安为质。这是张义潮兄弟为了表示自己对大唐的忠诚而作出的决定，“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之诚信”。张义潮入朝后，唐朝授义潮为右神武统军，晋官司徒，职列金吾,并赐给田地宅第，可以说给了他很高的礼遇。
张义潮入京后，他的河西职务交给了他兄长张义潭之子张淮深。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八月张义潮卒于长安，享年74岁，从而结束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公元907年，朱温逼唐末代皇帝哀帝禅位，自登帝位，建国号梁，定都于汴州(开封)，唐朝至此宣告灭亡，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而西域这片苍凉而又雄浑的土地也在默默地等待着下一个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到来。公元1690年，这片充满着黄沙，绿洲，冰山和雪莲的土地上再次出现了中国士兵持戈跃马的身影，而西域也最终被命名为新疆！
为了剿平叛军，朝廷从西域抽调了大批精锐部队，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除了李嗣业、段秀实的五千安西精兵之外还有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的七千兵马，马磷的三千精兵，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资治通鉴》卷218记载，756年肃宗在征发拔汗那兵马的同时，又使拔汗那“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旧唐书·尉迟胜传》）。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资治通鉴·卷219》）。到了干元元年（公元758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册府元龟》卷973《肋国讨伐》，参见《新唐书·吐火罗传》]。如此多的西域国家踊跃为唐廷出力，可见唐朝在西域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在安史之乱之前，由于唐朝控制了西域的绝大部分地方，所以阿拉伯帝国不得不与吐蕃帝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唐帝国这个敌人，可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军队无力西顾；而吐蕃相继攻占陇右、河西、天山南北两路，吐蕃与阿拉伯的关系就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由盟友转变成了敌人。德宗贞元二年(786)，唐润州节度使韩晃至长安，上言曰：“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以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以来，兵从寝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从中可得知阿拉伯帝国和吐蕃帝国已经爆发了冲突，而宰相李泌将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
天宝战争后，南诏与吐蕃联合进攻四川，大败而还，吐蕃迁怒于南诏；且南诏归附吐蕃后，苦于应付重税和助兵战守，对吐蕃也已不满。李泌联合南诏的意图刚刚一表露就获得了积极的回应，从贞元四年(公元788年)起，双方即以书信往返商洽。贞元七年（公元792年）唐王朝派南诏旧臣段义忠回南诏洽商。贞元八年（公元793年），剑南节度使韦皋致信南诏王异牟寻，愿同南诏驱逐吐蕃于云岭之外，相互保卫，永为一家。异牟寻与清平官、大军将等密谋大计，一心归唐。贞元九年（公元794年），南诏派使臣由戎州、黔州、安南三路献表，愿归大唐。唐德宗赐异牟寻诏书，下令韦皋派使者到南诏安抚。贞元十年（公元795年），唐节度使巡官崔佐时前往南诏，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神祠，立誓言“愿以全部落归唐，辖内各首领永不叛离”。唐册封异牟寻为“南诏”，赐银巢金印“贞元册南诏印”，这一会盟史称苍山会盟。至此唐与南诏40余年纷争化干戈为玉帛，而李泌一手构筑的对吐蕃的世界包围网也宣告正式形成。李泌此人初显身手于安史之乱，后造福于地方，再谋划于朝堂，略施小计就将野心勃勃的吐蕃帝国的威胁化于无形，身历四朝——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使君臣和睦不猜忌，皇室父子不相残，居功至伟，可以说是中唐第一名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