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温泉会议到“十二月事变”
１９３８年２月６日在临汾西南的温泉村召集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温泉会议）上，成立了由１０８人签名发起组织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这是阎锡山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其目的就是为了组织、动员一切旧势力，由他亲自指挥向牺盟会和新军实行打击、破坏的政治措施。但由于他表面上还挂着实行统一战线的招牌，牺盟会和新军的一些主要负责同志经上级党委批准也参加了他这个组织的发起工作，又由于忙于逃难，这个组织只建立了一个空架子，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可是阎锡山要倒退这一点，我们在当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１９３８年６月上旬，阎锡山由陕西回到山西吉县，并把他逃散的各军、师主要军官召集在古贤村开会（即所谓的古贤会议）。他在会上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接着他又说：“现在你们的力量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３个月你们就会完了。”阎锡山看到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等领导的决死队和牺盟会领导的各县游击队、自卫队则一天一天发展壮大，心里非常焦急，生怕他的统治支柱——旧军，被新军取代。所以，他在会议上又进一步地明确指出：“新能存在，旧必灭亡。”他的这些话虽然也说出了一些真情实况，但更重要的是“恨铁不成钢”的气话，想用这种办法来刺激一下他的旧军官。最后为了能重振旗鼓，转弱为强，随即在会上决定了几项巩固、发展、壮大旧军的办法：首先让各军、师成立干部学校，为旧军培养青年军官，要着重于思想领导，并以阎锡山提出的“新的教育”、“新的管理”、“新的作战”、“新的统驭”等为培养军官的四项主要内容。古贤会议，实际上就是反共、反牺盟会、反新军的一次军事上的准备会议。
古贤会议后，阎锡山为了进一步限制和剥夺由牺盟会委任的专员和县长的职权，把选训、委任、撤换之权都独揽在他一人之手。并明文规定：“县长、公安局长由省政府训练、任免。专员对县长、公安局长只准列举事实呈请省政府撤换，各县秘书、科长、区长、巡官，专县只能派代表，请省政府核委。”阎锡山为了使耳目灵通和便于随时限制进步专员和县长的职权，还特别规定了“山西省分区视察办法”。视察范围包括军政、民运各方面，每一行政区派视察员一组，分驻区、县，分别监督专员、县长。同时在全省设了４个行署，指派他的高级心腹军官杨澄源、赵承绶、孙楚、陈长捷兼任行署主任，代行他的职权。行署建立后，随即下令解散了由续范亭、南汉宸、程子华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１９３８年底和１９３９年初，阎锡山为了仿效蒋介石庐山集训的办法，也把他军队中的团、营级，政府中的县、区级干部和反动党团中的骨干集中在秋林进行集训。牺盟干部、新军干部也有被调来集训的（企图进行分化）。集训的目的，是为全面反共、反牺盟、反决死队作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他规定所有集训人员一律要参加“同志会”，从组织上听命于他。
集训期间的组织情况，我了解得很少。只知道在集训期间，一般受训人员都要填表、举行仪式参加“同志会”，有的还要赠剑（阎锡山特制的一种１尺左右的短剑，上面刻有“军人魂”字样），以示器重。
主管这次集训的具体负责人是高级军官王靖国和特务头子杨贞吉。这期间，王靖国另外还组织了一个“同志会”的核心组织——“同志会先锋队”，在集训班里到处拉人。但是，没有听说有一个受训的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被他拉过去的。
这次集训，第二战区政治部和牺盟会都没有参与领导。集训完全是由阎锡山亲自领导，由王靖国、杨贞吉具体负责的。
集训完毕以后，阎锡山还亲自接见了一些人，并发给特别津贴和电台，让这些人和他直接联系。
秋林集训，是轮训性质，所有的中级干部基本上都要受训一遍，每一批大体上是两三个月，一共集训了四五批。从１９３８年年底开始，到１９３９年年底基本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