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汾那一个阶段，由牺盟会主持挑选了４０名牺盟特派员到县长训练班短期学习，又通过牺盟会推荐和委任了不少县长（大都是中共党员）。同时，阎锡山还叫我以他名义从随营学校（该校的教官和指导员均是牺盟会派的）毕业生中挑选和委派了不少各县武装自卫队的队长。这一批人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但是，那时中共党组织不公开，我们只能凭印象和平素的观察来挑眩他们临走前，都参加了牺盟会组织，举行了隆重的入会仪式，并且让他们分别带上了和各区、县特派员联系的组织介绍信。这样一来，各县的武装自卫队，就掌握在牺盟会手里了。
１９３９年７月，阎锡山又决定把各县的自卫队合并起来编成了“二一二旅”和“二一三旅”。这两个旅的组建都是由我一手经办的。二一二旅刚刚整编好，阎锡山就派了一个青年旧军官孙定国来当旅长。二一三旅编成后，阎锡山把我叫去说：“这两个旅，新旧军各派一个旅长。二一三旅的旅长由牺盟会派。你们推荐谁，我就委任谁。”我们推荐当年只有２３岁的郝玉玺同志当旅长。后来在“十二月事变”中，孙定国表现进步，跟着我们一起行动，郝玉玺被阎锡山杀害了。事变爆发后，一天郝玉玺由胡西安领着到牺盟总会来见我。我说：“情况这么紧张，连我都要走了，你回来干什么？”他说：“情况有变化，看该怎么办？”我说：“这里不宜久待，你赶快回去掌握部队。你从秋林能公开走就公开走，不能公开走就从小路偷走。要赶快走，越快越好，由胡西安负责送你走。”后来他见到了阎锡山还领了枪械、子弹、经费，由大路公开走。
这一下子弄坏了，当他走到黄河边上，守防部队早已得到阎锡山的密令，由旧军把他抓起来就地枪毙了。
当时县长、专员、新军中的旅团长一级干部的任命权是完全掌握在阎锡山手里的。凡是新军干部和在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他们所辖的部队和控制地区的主要干部，一般说，只要他们提名，阎锡山就委任。有时，我们提出来通过梁化之同意，阎锡山就会批准。可以说，关于部队（新军）人事的任命大都由我们提名，只要梁化之同意，阎锡山也就不再挑剔了。关于牺盟会的地方干部，大都是由我提名，梁同意，阎不再过问就任命了。总的来说，在牺盟会管辖的范围，对干部配备和任用，我们的主动权比较大。但是，在阎锡山势力较大的其他地区里，我们就不怎么好办了。
从太原退到临汾那一段时间，阎锡山在军政两方面的工作，总的来说还是依靠牺盟会的。从而，我们在掌握政权、建立武装、扩大组织、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这几个方这几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到临汾失守后，阎锡山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和牺盟会的关系开始恶化，斗争也就更加复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