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流氓”
牛玉强的悲哀不必再提。他的幸运在于，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是缓了两年，从而捡了一条小命。1984年底，不满20岁的牛玉强被投往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此后由死缓减为无期，由无期减为有期徒刑18年，然后是保外就医。牛玉强的命运，渐渐走向平静。
吊诡的是，1990年11月，牛玉强因患空洞型肺结核而回京住院，翌年夏季，新疆监狱方面派来考察组，评估了他的病情，作出了续保一年的决定，然而，此后数年，监狱再未过问。
1997年，牛玉强结婚成家。恰在这一年，《刑法》作出修订，终于废除了笼罩在他头上的流氓罪。这可谓双喜临门。
可到了2004年夏天，命运再次出了岔子。牛玉强二番入狱。原来，在他保外就医期间，监狱曾经多次来信和给北京警方发函，要求他返回监狱，甚至两度在网上通缉牛玉强，将他列为逃犯。被捕后，警方说，牛玉强的余刑到2008年4月结束。随后却改口：由于牛玉强保外就医迟迟不归，决定对其刑期顺延，由原来的2008年4月28日释放顺延到2020年4月28日。
至今，牛玉强仍在监狱服刑，罪名依然是已经废止了13年的流氓罪。是故，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
牛玉强与妻子、儿子在北京家中合影
争议由此而生：牛玉强是否还应该服刑，以什么罪名服刑?
其一，依《刑法》第12条，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所以，即使在今人看来，流氓罪就像女人的裹脚布，早就应该丢进历史的垃圾桶，但是恶法亦法，针对牛玉强的荒谬判决并未失效，作为流氓罪的政治遗物，牛玉强与法治的姻缘，迂腐而残酷。
其二，牛玉强的刑期怎么算呢，我以为这才是焦点。这里必须插一句，恶法亦法之所指，是法治的形式，而非实质。我们可以最保守的姿态捍卫法治的形式，却必须以最激进的气魄追寻法治的实质。
在我看来，从1990年至2004年，牛玉强保外就医的这14年，皆应计入刑期。这是因为，一方面，牛玉强逾期未归，他有责任，警方的责任则更大;另一方面，在保外就医期间，牛玉强一直以戴罪之身要求自己：如每月初，他都在父亲陪同之下到派出所汇报自己的思想及活动;据法规，罪犯保外就医期间不得从事与治疗无关的其他活动，所以他并未出门找工作。如此说来，我认同警方的先一种说法，牛玉强服刑至2008年4月即可。
在2008年4月以后，牛玉强在监狱多囚禁一天，中国法律就多了一分耻辱，公权力便要为这一天的新罪行埋单。我们期待牛玉强能够早日恢复自由之身，同时，他所沦陷的自由，可以到《国家赔偿法》身上找到相应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