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事情发生了逆转。在使用新式火器，采取利于发挥火力的宽横队队形的英法联军面前，俄军的纵队往往还没有冲到敌人面前就遭到了重大损失，最终一败涂地。中国也有着与欧洲类似的情况。虽然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从唐末就开始使用火药和火器，但其威力始终有限，没有能够达到取代冷兵器的程度。
事实上，直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交战双方除了极少数的"洋枪队"之外,使用火器的质量与规模都远远不及18世纪末的俄国。“子弹是笨蛋，刺刀才是好汉”的论断对于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无疑适用的。因此，曾国藩在组建湘军的时候借鉴得是数百年前戚继光的营制，采取以冷兵器白刃战为主，火器为补充的战术。
依然保持着密集的队形，一个哨的正面和纵深都不大，在这样的队形下也不需要士兵和下级军官发挥多大的积极主动性，有一两个军官足以应付了，又何必在哨下面又去分什么排呢？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假如是马其顿方阵的话，大概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有一个军官就够用了吧。淮军源起于湘军，因此组建的时候也就承袭了湘军的营制与战术。应该说在与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这样的战术也就够了。但是，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事情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苏沃洛夫的俄国处在世界火器发展的前沿，俄军火器的水平基本上代表了世界的最高水平。
因此他对于火器的论断在60-70年之内都是有效的。而曾国藩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就在他组建湘军的同时，从国际范围内来看其编制和战术就已经过时了。
当清军遭遇到外国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立刻凸现出来。李鸿章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改用洋枪洋操，他却没有看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战术与编制的关系。其结果是，在甲午战争中，淮军要么就是“簇前数十人，拥挤一处，易中敌弹”，要么就是拉开了战斗队形之后士兵没有军官的指挥，战斗意志，主动性都上不来，小部队的运用无从谈起“遇敌即败，败即逃”淮军营制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则在于其上层组织。
大家都熟知西方各国的基本战略单位是师，更大的编制如军，集团军，方面军则是在动员之后由各师组成。然而，淮军中有固定编制最大的单位仅仅是营！
与西方相差极其悬殊。淮军没有更大的编制，作战是一般由各个统领指挥数量不等的营参战。各统领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互不统属。而这些营一般都是由统领亲自募集，训练的。与统领本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是统领或者由统领指定的亲信，部队就往往拒绝服从命令，甚至鼓噪哗变。
由此这些部队就又有了“铭军”（刘铭传）“树军”（张树声，张树珊）“盛军”（周盛波，周盛传）“鼎军”（潘鼎新）等名目。（又称“铭字营”“树字营”等等）这已经颇有些“兵为将有”的味道了，也可以说是数十年后中国无数军阀的先声。这就带来了两大问题。首先，难以进行大兵团作战.一遇到大规模的战事,出兵动辄数万,达数十以至上百个营。如此庞大的兵力决不是某一个统领可以出动得了的。必须出动数军联合作战，而此时奉命节制诸军的统领却无法指挥他部,就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