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天主教会利用霸占土地，建造房屋，进行房产租赁，以此谋利。镇江于1861年开埠，资格最老的天主教堂取得的房产最多，集中在天主堂街，都用来出租牟利。租户们因买卖清淡，要求教堂减低租赁费，聚集请愿并准备罢市者即达二三百人之多。可见，教会拥有房产之多，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他们收取高额租费，却又拒纳赋税。如四川“彭县白鹿场之天主堂及其修院，占农田一万亩以上，除房屋面积，有九千余亩，岁收租谷，不纳田赋”。再明显不过了，法国政府重视传教事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其侵略的国家或地区扩张政治、经济利益，中国反洋教斗争多半与天主教会的罪行有关，农村教案大多由天主教会的封建的超经济剥削引发的。难怪咸丰朝就有人说:法国“不以买卖为事，专在中国传教”。
正因为此，法国政府才充分利用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的活动，竭力保护传教士在华的利益，急迫地要解决传教士进入内地的问题。而中国官府的禁令和中国民情的不容，成为其达到目的的巨大障碍。怎么办?“只有政治因素和恐惧感才能使中国人作出表示，只有在枪口的威胁下，他们才肯让步”。“只要出动四到五艘军舰，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迫使中国人接受我们的要求”。法国遣使会主教安若望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备忘录道出了法国方面的计划，事实也正是如此。与清朝廷“和谈”未成，第二帝国的代表布尔布隆等与英国侵略者互相勾结，终以一年半前发生的“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拿破仑三世郑重地宣布:“打到中国去，为传教士讨还血债。”全权特使葛罗被派往中国，他率领法国远征队与英国共同行动，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的结局尽人皆知。
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第13款规定:信教自由，“凡中国人原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距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1860年，《北京条约》不但给予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自由，且第六款规定:“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土，建造自便。”该文未曾载入法文本。英法等国以条约的形式实现了他们的殖民主义企图，法国正因为上述条约而拥有了事实上保教权。葡萄牙于1857年被迫宣布放弃澳门以外的护教权。众所周知，侵略国家还获得了其他政治经济权利。1858年，法国又借口保护天主教出兵越南，1863年占领南圻，并向北圻进发。1873年10月6日，法国南圻殖民者头子杜白蕾写信告诉顺化苏伊尔神父:“我们的目的是使越南政府和人民信奉天主教的文明，协助南国重新整顿财政和海、陆军的工作，最后平定那很久以来住有盗匪和叛乱分子的地方北圻。”
安邺率兵进入红河三角洲时，写信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主教，你是爱法国的，你对东京人事、地形比任何人都熟悉，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们一下，使我们征服越南的成果能够巩固下来，希望你为我们找到一些忠于我们国家的越南人，在我们统治下管理越南。”战争的结果，法国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变越南为保护国。当然，“传播法兰西文化”仅仅是借口，真实目的是“因为它(指北圻)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它，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法国侵略越南，甚至中法战争的爆发与宗教因素都不无关系。综上所述，法国与英国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为宗教因素而非经济因素。但法国侵略的最终目的仍在于经济政治利益。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经济性质的战争，它的发生为英法和中国两种社会历史进程相结合的产物。从此，中国被动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