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咸丰元年四月，两江总督曾以松江府华亭县仓廒并非五口通商地区，系属内地为由，拒绝了法国领事敏体尼的索还。6月，法国却出动兵船一只停泊黄浦江，“其意在借兵要挟，开口便要给还松江府城内天主堂地基，如该道不允，即赴见”。1851年12月，法国传教士顾铎德派驻定海城传教的天主教方安之，诱迫教民“屡将乡间各庄寺庙庵院献入教堂，踞占把持，各庄士民因屡被欺扰，群怀不平”，乃聚集村民，“逐出教徒，收回被占寺院”。
在直隶一省，他们任意提出所谓旧址72处，强硬要求归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不提具体地址，只指示15个县府的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归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在旧址居住的大批居民，强占房屋和地产。山西绛州，传教士缺乏任何证据，即强令“归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然闯入总理衙门宣称:“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
地方当局屈服于压力，传教士便占领了占地43亩的校址。据清朝廷文献载:“近年各省地方抵还教堂，不问民情有无窒碍，强令给还。甚至绅民有高华巨室，硬指为当年教堂，勒逼民间给还。且于体制有关之地及会馆、公所、庵堂，为阖神绅民所最尊敬者，皆任情索要，抵作教堂。光各省房屋，即寓当年教堂，而多历年所，或被教民卖出，民间辗转互卖，已历多人，其从重修理之项，所费不资，而教士分文不出，逼令让还”。而且，“因房屋有倾倒，反索修理之费。各种举动，百姓均怒目相视，俨若仇敌”。
1860年以前，大多数民教纠纷往往都是因为传教士强占土地，索还旧址等事引起的。传教士仗势欺人，不能不激起民众的义愤和反抗。正如法国舰队水师总兵库旺·德斯布瓦所说:“中国的地主官太好说话了，……要求他们让出如此竞技场、玛大肋纳教堂之类的建筑和寺院，叫他们心甘情愿地把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区让给传教士。这是不合情理的。”第四，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实说明，法国殖民政府通过教会在中国掠夺地产地租，从而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法中关系在19世纪上半叶主要表现为“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但正如前述，法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借传教收政治、经济之利。这在基佐给拉萼尼的使华训令中，《中法黄埔条约》的内容里，以及许多史实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而法国与英美相比，其对华贸易极其薄弱。请看下表:
1871—1911年进口贸易价值中各国所占比重(各国各期总计为100)
以上情况正好与法国国情一致。19世纪中叶后，法国工业生产落后于英美的状况愈益明显。第二帝国时期，工业生产尚居世界第二位，第三共和国时期降为第四位，农业生产降到第九位或第十位。法国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为时装、化妆品和葡萄酒之类，不大合中国的礼俗。因此，法国自拉萼尼使团来华后，均注重传教势力的扩大，企图借助教会将法国国内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经济结构模式“移植”到中国，从而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并与英美匹敌。近代中国的大地产，除官僚军阀的外，就是天主教会的。英美也借掠夺地产，侵犯中国主权，但数量远不及天主教会，并且很少有用于租佃剥削的记载，主要是建堂造屋，甲午战后还用来建工厂。
不法传教士到底在中国占了多少地产，从局部史料看，可以有个眉目，但从全国范围来说，永远是个谜。但是“侵民利，发民财者，大多数皆是天主教徒”，他们“广置田宅，经营藩息，川至云贵，其中办事之人，皆理财能手，佃田租屋，概凭大道生财”。1899年，天主教会在河北献县占地2184亩（34）。19世纪末年在江南占地约200万亩（35）。至于教会的租佃剥削，光绪年间，河北献县一份向教堂交租的清单就很可以说明问题。清单上载:“范顺祥种堂地十亩，打黑豆二石八斗，均分一石四斗，打红高梁四斗，均分二斗，……柴禾二吊，出册钱粮去一吊。”这仅是半分成租，并不包括其他苛捐杂税。教会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也十分惊人。农民辛勤终岁，往往不足赡其家，教堂就发放高利贷，利率高达二到三分。不按期偿还，就服劳役或以土地抵押。天主教会还拥有武器，私设公堂，大搞教民村。绥西河套地区的各个天主教区，“筑墙自卫，俨然城堞”。陕北靖边县成川、宁条梁地区教民村落“每处男女百数十名不等，皆以垦地为业，牛犁种子多自洋人发给，秋后按粮品分”。这类教民实际上成为传教士的农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