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金朝在同意交割燕京的同时，又要求额外附加在符家口立界的条件，为的是要得到符家口一带的“尺寸之地”。宋朝使臣赵良嗣拒辞：“兼符家口系属南界，有新仓、永济两盐场在内，朝廷岁增百万贯正为此盐场在其中，莫须改正。”新仓位于燕京东南的香河岸边。永济与新仓东西相对，当时隶属于蓟州19。从这两个盐场的位置分析，符家口当在燕京以东。表面上看，宋朝使臣拒绝该地入金朝版图，只是因为有两个获利颇丰的盐场，其实，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地理因素。因为辽朝时为了运盐，曾在这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挖河道，形成了较稠密的河上运输网。如果金军占领这里，不仅经济上可以获益，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扫除燕京东部的外部屏障，通过控制这里的河道，直捣燕京这一宋金双方均视为要冲的腹心地区，大大地缩短了从东部进攻的距离，进一步加强了钳形图势，宋朝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
金朝如此布局的目的就是要最后夺取阻隔女真族南北连通的重要地区——燕京。虽然金朝已布好了战局，但最理想的当然还是不战而获。因此，在燕京交割过程中，金朝采取拖延的办法，寻找借口，不断地变换策略，想不用一兵一卒就把燕京夺到手里，具体史实如下：从宣和元年起，宋朝就提出了第一阶段的燕京交割问题，但金朝以燕京为金军攻下为由，索要燕地税赋，最终达成宋朝年出代税钱100万贯的协议；宣和五年（1123年）三月，“金人遣硕哈、高庆裔来问难，指摘誓书字画，邀取逃去职官户口等事”，要求宋朝修改誓书格式、用字，遣还逃入宋界的燕地官员赵温信、李处能、王硕儒、韩昉、张轸等；同年四月七日，“金人既得赵温信，遂交赏军银绢，并定交割燕京，再遣使借粮米十万石”；此外，交接宋朝所纳银绢时，金朝无理地要求宋朝改造两大秤，但仍要按50两计重，将多出的一分分别作为“钱耗”和“润官”。
关于燕京的交割日期，在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八日时，金朝定为当月十一日25。其后，金朝以杨璞为聘使，“报许四月十四日交割燕山及山后”。但交割日到，宗翰仍驻燕京，“要依原约将松亭、榆关外民户归国数内索取常胜军”。郭药师的8000多户常胜军是渤海铁州（今辽宁营口东南）的饥民，而且他们又都是在攻下燕京之前归降宋朝的。按原约的约定，攻取燕地后，“燕地人民尽归南朝，契丹、奚、渤海等人民皆属金国”。常胜军本不应在北迁的范围之内，但最终还是将燕地150贯以上家产者3万余户北迁，并在宋朝大兵压境，“同环亘二百里不绝”的情况下，金军才被迫“卷甲移灶”。
由此可见，燕京的交割虽早已提到双方的议事日程上来，但金人因早有图燕之意，并不情愿将它交给宋朝，所以当宗翰建议以涿、易二州为界，与宋朝分而治之时，金太祖阿骨打说：“我与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也，我待死后，由汝辈。”交割燕京对金太祖来说只是个不得已的权宜之计。金军虽后来被迫退出了燕京，但并未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争夺。当张觉叛金归宋以后，金朝不惜出动大量兵力进攻平州，控制东部局势，同时又通过经营西京，完成对燕京及其以西地区的包剿，把宋朝既得地区紧紧地压缩在一个较为集中的小块地区，为最后吞并这一地区做准备。
总之，金朝在燕云地区的争夺策略是随着战争态势的发展而变化的，是宋朝军队的无能使金朝产生了觊觎之心。平州特殊的解决方式给金军占领这一地区制造了客观理由，而且它与金军占据的西京地区又正好对燕京形成十分有利于自己的地理布局，这就诱发了金朝在盟的认定上的策略变化，为最后夺取北靠五关、扼居庸以制胜的燕京地区与伺机南进做准备。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岭，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区宇”，在地理上有“挈裘之势”。宋朝之所以将收复燕京放在第一阶段解决，也正是看中了它的地理优势；金朝在交割燕京时所采取的拖延策略，其用意也不言自明。从表面上看，金太宗时对宋发动进攻是因为宋朝招降纳叛事件引起的，但从金朝对原盟的内容的认定和交割燕京的策略分析，控制燕京、吞并整个燕云地区的计划是金朝在与宋朝联合抗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别是燕京地区，双方都志在必得，只是双方关于燕京归属的盟约早已被认定，而且宋朝又过分看中这一地区，不惜以重金和人口为代价曲意顺从金朝，才将这一地区争取过来。对金朝来说，失去燕京固然可惜，但若控制了其东、西两翼，这种损失只是暂时的，一旦时机成熟，金军势必会以退为进，使燕京成为自己的首攻目标。宋朝策略上的失误、军事上的无能和政治上的软弱给金朝提供了进攻的机会，因此，金太宗时期，宗望、宗翰便从平州、西京分别对燕京和太原地区实施进攻，只几个月时间，便将其攻下，并继续向南推进，直至攻下汴京，实现了其最终的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