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是解放后发现的我国黄河下游新石器晚期文化的一部分。大汶口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类型被认识，始于1959年对山东省泰安地区大汶口遗址的发掘。遗址跨于大汶河的南北两岸，当时的发掘地点在南岸宁阳县的堡头村西一带，所以也曾用过“宁阳堡头”的名称。随着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我们对这个文化的认识，逐步地丰富起来。
在山东地区，已经作过初步发掘或清理的重要遗址，除了大汶口以外，还有安丘县景芝镇、滕县岗上村、曲阜县西夏侯、莒县陵阳河、邹县野店、日照县东海峪、临沂县大范庄以及胶县的北三里河。这些地点都在黄河和胶济铁路以南的地区。但是据山东省博物馆和有关文化部门的调查，胶东半岛和黄河以北地区，也都有这个文化的踪迹。
另外，广泛地分布于江苏北部地区以邳县刘林，新沂县花厅村为代表的一类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存，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就其基本特征来看，大家都认为它们和大汶口文化应当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
由于工作的限制，我们现在还难于确切地划出大汶口文化的完整分布范围。但是，上述的一些地点和地区，却已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广大的地理区域。它告诉我们，在大汶口文化时代，居住在这个广大区域的原始氏族部落居民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社会经济文化联系，因而在物质文化遗存的内涵及面貌上，表现出基本上的一致。
现有的大汶口文化材料，按其发展序列，大体可以分成四段。四段材料的连续性和阶段性，都相当清楚。
第一段，陶器器形比较简单，有鼎、罐、壶、钵、豆、喇叭形三足器等。鼎的形制比较多样，是加上了三足的大口罐（釜）、敛口罐和钵。喇叭形三足器，有细长的空心柄，放置起来有点头重脚轻。相当于这一段的有野店早期兖州王因和刘林的材料。
第二段，出现了背壶、实足鬶、筒形杯、盉、尊等新的器类。盛行罐形鼎和大镂孔高圈足豆，背壶以椭圆腹为其特征。可以野店中期和大汶口前期为代表。
第三段，大镂孔豆消失，出现了空足鬶，盛行宽肩壶、高柄杯、宽肩背壶，有白陶和黑陶出现。以大汶口墓地、曲阜西夏侯、野店晚期为代表。
第四段，大量出现轮制器，陶色以灰黑为主，背壶显著变形，有的成为垂胆式。出现了精美的蛋壳黑陶高柄杯。鬶的颈子变粗变高。以大范庄为代表，可视为大汶口文化的末期。
至于大汶口文化更早阶段的情况，现在还不清楚。
十几年来积累的材料表明，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是先后相承的两个文化。野店遗址的层位材料证明，大汶口文化早于山东龙山文化。两个文化的共有的代表性器物——鬶和蛋壳墨陶杯，一脉相承，吻合无间，其渊源关系十分清楚。但是，大汶口文化毕竟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具有更原始的性质，例如制陶以手制为主，前期多红陶，后期才出现轮制。而山东龙山文化则正处于轮制陶器时期，主要是灰黑陶。可见，两个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至于把大汶口文化当成龙山文化的晚期，更是颠倒先后的错误。
大汶口文化同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也互有影响。
在大汶口文化的彩陶中，有少量的彩陶盆、彩陶钵，绘有美丽的花瓣纹、器形和纹样，接近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风格，在大汶口、野店和刘林等遗址都有发现。这种彩陶，大体出现在现有大汶口文化四段材料第一段的后期和第二段的前期。同时，在河南西部偃师县滑城的早期河南龙山文化遗址里，发现有同大汶口文化晚期完全相同的背壶、高柄杯等典型遗物，从而证明了两个地区原始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交往。从这些迹象判断，现在的大汶口文化材料，可能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中晚期，但是它的后期还要延续得更晚些。
以上纵横上下的相互关系的初步明确，就使我们进一步探索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相对年代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