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私有财富的迅速增长，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使由来已久的对偶婚和母权制走向崩溃。
如果说，大汶口文化墓葬材料所揭示的私有制的发展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极大注意，那么，同样，也不应忽视这个文化的埋葬方式及其所具有的深刻的社会含义。
大汶口文化的埋葬方式，主要是以单人为主的一次葬。这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盛行的二次葬、多人二次葬和儿童的瓮棺葬，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但是，大汶口文化也发现了少量的合葬墓，1959年发掘的大汶口墓地，邳县刘林的两次发掘，各发现了8座，野店也发现了八座。这些合葬墓的特点是：
1．除1例为一对成年男女与一个儿童的3人合葬（大汶口的35号墓）外，其余25座都是两个人的合葬。
2．合葬墓的死者，凡属经过性别鉴定的，都毫无例外地是一对年岁相当的男女。大汶口鉴定了4座，刘林可以分辨性别的3座，野店六座，都是如此。
3．除刘林合葬墓中有一例为迁葬外，其余都是一次葬。
4．大汶口和野店的男女合葬墓，人架均按男左女有的顺序排列。
5．这种成年男女合葬墓，在大汶口、野店、刘林等3个墓地的不同时期都有发现，表明这种埋葬方式早就发生了，并一直延续下来。
6．大汶口的13号、35号和1号三座合葬墓，随葬品都偏于男性一侧。13号墓的男性，随身佩一对象牙琮，还有石铲、骨镖和骨匕等工具，女性仅手中握有獐牙。特别是晚期的1号墓，男性遗体安葬在墓穴正中，左侧放有陶器、石骨器等40多件，女性遗体偏居于从正穴右侧扩出的小长方坑中，仅有一个小玉管和一对龟甲随葬。很明显，这些合葬墓的主体是男性，女性处于从属地位。
这些情况集中到一点，说明大汶口文化的合葬墓是极为单纯的，只限于两个人，只限于一对年岁相当的男女，个别的例外，也只是在一对成年男女之外加上了一个孩子的因素。大汶口和野店，甚至两性人架都严格遵守一定的顺序排列。
由于大汶口文化合葬墓的单纯性，使我们联想到仰韶文化合葬墓的复杂情况。那里盛行一种一次葬或二次葬的多人合葬方式，人数多少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别、年龄情况相当复杂：有同性的多人葬，如半坡有两个男子和4个女子的合葬墓各一座。姜寨的一座9人二次合葬墓，可以分辨性别的7人全属男性。也有男女老少都有的多人集体二次葬。最多的一个墓坑有23具人骨。华阴横阵村，还有一种大坑套小坑的合葬墓，如1号大坑中有5个小坑，死者共44人，还有妇女与幼儿的合葬。情况尽管如此复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与大汶口文化相反，排斥限于一对成年男女的同坑合葬方式。（作者按：后来兖州王因和大汶口发现属于大汶口文化前期阶段的墓葬，也存在二次合葬和同性合葬的现象。）
一个合葬墓仅限于一对男女，一个恰好相反，这是为什么？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只能从氏族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中寻求答案。
氏族制度的特点之一是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公共墓地。这在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时代，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埋葬制度上，却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在以对偶婚为基础的母系氏族时期，女性是家族的中心，世系按女系计算，实行严格的族外婚，两性结合很不稳定，缺乏独占的同居，双方可以自由离异，丈夫从妇居。夫与妻分属两个不同的氏族，所生子女则属于女方的氏族。在这种情况下，配偶双方死后，都只能埋葬在各自所属氏族的公共墓地里，当然更不允许双方同坑合葬。
父系氏族公社时代，女性脱离自己的氏族，嫁到男方，从夫居，成为男方氏族的成员，所生子女改按男系计算世系，两性实行独占的同居。在这种情况下，夫妻才可以在同一个氏族墓地里实行合葬。
大汶口文化的合葬墓，既然严格地限于一对成年男女，有的还有小孩一起合葬，这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两性关系和婚姻形态，跟以母系为中心的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社会开始进入父权时代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母权制的废除，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此，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优势地位，就为男性所代替了。
两性地位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男性在社会生产领域中逐渐取得优势的结果。正象恩格斯所指出，这种家庭关系的颠倒，“纯粹是因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经不同了”，“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在家庭中便发生了革命。”（同上）
随着父权制的确立出现了父权家长制家庭，即父系氏族公社。它是由源出于一个始祖的若干一夫一妻制家庭所组成，妻子、子女都在一个男性家长的权力支配之下。这种父权大家庭已经包含着奴隶制的缩影。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夫一妻制家庭便逐步确立了。这就在古代氏族制度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个体家庭已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对抗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集体。”（《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原始时代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经济原则，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极端低下为前提，无论采集果实，猎获动物，抵御猛兽，垦荒耕作，都必须依靠由血缘纽带联结成的不大的集体的力量。离开集体的孤立的个人，就会饿死，就会成为猛兽或邻近部落的牺牲品。可见，这种原始的集体生产，纯粹是单个人软弱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结果。所以，劳动生产率越是低下，人类所能支配的财富越有限度，社会制度也就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随着分工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单位的缩小。大汶口文化夫妻合葬墓的出现，正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不断增加而同时发生的。
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是一个缓慢的复杂过程。在父权制开始确立之后，母系氏族制度的旧痕迹，并不会立即消失，所以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必然呈现极为复杂的情况。一些单人女性墓葬仍然有较多的随葬品，正是这种母权制残余的表现。但是，个别突出富有的女性墓葬，则必须从贫富分化的角度上加以考虑，才可以获得正确的认识。
总之，大汶口文化正处在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父权逐步取代了母权，私有制和财产差别的产生和发展，撕裂着氏族社会赖以建立的血缘纽带，家庭与氏族的对立，贫者与富者的矛盾，开始出现。这正是原始社会走向解体的表现。
（本文选自《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