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危机进一步加深。7月6日，签订了所谓的“何梅协定”，规定国民党军队和组织撤出河北省，并取缔蓝衣社的活动。这还不是全部，南京政府被迫颁布一个“敦睦邻邦令”，答应惩治反对“友邦”的行为和言论——“友邦”是对日本的委婉称呼。
12月，中国进一步蒙受耻辱，日本人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并为“自治的”中国地区，实际上，是将这些地区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进一步作了妥协。在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声称：“我们不应轻易地谈论牺牲，除非把我们逼到了不能不做出牺牲的最后关头。”事实上，他在这里发出了一个温和的警告：中国准备做出的退让妥协是有限度的。
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长征到达陕西。对于学生和那些反蒋的军人来说，反对日本入侵是争取力量的最好的口号。但是更能鼓动人心的是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里，埃里克·周的左倾的同学们传播着红军长征中的英雄事迹。这年秋天；他认识了黄敬。黄敬是从青岛来到这个北方都市的（他使用俞启威这个化名），他后来在1949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早些时候，黄敬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临时学生，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度过的，他在那里的学生中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
黄敬是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青年组织的前身的早期发起组织者之一，他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很成功的。12月初，当蒋介石的将军何应钦来到北平时，黄敬决定给他制造点麻烦。五个月之前，正是这个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协定。
12月9日，一万名学生在北平示威，反对日本人。对一些年长资深的人来说，它使人想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是此次运动规模更为浩大。在杭州和上海，在武汉、长沙和福州，另外一些学生举行示威或暴动，在全国各地各种“救国联合会”纷纷成立。“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麻烦；而在组织这场运动的共产党人眼里，它是“人民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在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篇论文里（北京，1961年），作者说刘少奇把这次学生运动当作“中国历史上反动时代和革命时代分界的标志”来加以称颂，并将其归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另一桩反叛事件出在蒋介石的家里。1935年，他的大儿子蒋经国给他的母亲（当然蒋介石已经和她离婚很长时间了）写信，指责他父亲的政策。
他用这样一些欢欣鼓舞的话来表达在苏联的感受：“苏联是我们的祖国。看到我的祖国苏联一直在各个领域内取得惊人成就，我感到光荣和欢欣。”信的印戳是列宁格勒，蒋经国已经在苏联居住了十年。
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当蒋经国去苏联时，他只有十六岁。虽然蒋介石已经转而反对共产党人，但这个情况还鲜为人知，他还经常被称为中国的“托洛茨基”。
1925年，蒋介石刚刚当上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儿子到了广州，那时广州被称为“革命的麦加”。
当他们见面时，这位父亲正为怎样使他的儿子受进一步的教育而大伤脑筋。正在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请革命政府选派一批学生去俄国。由于蒋经国的热切赞同，蒋介石便把他列入名单。
这样做有很好的理由：这表明蒋介石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同时，给他儿子一个学习革命技能以备将来之用的机会，也解决了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差不多的原因，蒋介石后来又把他另一个儿子蒋纬国送到纳粹德国。
然而，两年后这个实验就不那么有味道了。那时蒋介石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
到了这时，对蒋介石来说，把他的儿子召回国已非轻易之举了。事实上，他确实曾经指令他的儿子回国，但蒋经国已身不由己，他给家里写来一封满不在乎的信，拒绝服从并指责其父。
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封信是王明（原名陈绍禹）口授给蒋经国的，他是中共的一位领导人，那时刚好在苏俄。一年年过去了，到1936年（这一年蒋经国再次拒绝他父亲的要求），他娶了一个俄国妻子，看来他要在苏维埃俄国定居下来了。
为了不妨碍其战略中“攘外必先安内”的先后次序，蒋介石必须在自我约束和独立决策方面得到认可，以便尽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遭遇。
他指示他的战略顾问蒋百里制定一个全国性的防御计划。
1935年冬，他送蒋百里到欧洲各国学习总动员的法律规定。蒋百里首先访问了意大利，在那里他特别关注空军的发展情况。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他特别强调“防空地理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里，最为重要的是空军要有速度和活力。他指出，对一个长期的战争来说、经济动员是很关键的，宣传工作应该和军事行动同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