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敏在参加汪精卫召集的青岛、南京会谈的时候，他和梁鸿志都对日本方面负有借着扩大华北特殊职权问题故意延宕汪伪政权建成的使命。梁因为自己与华北的关系不大，伪府建成后他仍须受汪的领导，就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帮衬角色，不过分地坚持日方意见。王克敏却在每次会谈，如涉及国旗、汪党流入华北、在华北建立政治分会和陇海路的管辖权等等问题时，都与汪争得面红耳赤。他还讥讽汪说：“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日本人难缠，你同他条件谈得再好，他到一定时期，也能翻脸不认帐。”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说：“我们６０多岁的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周也把这话告诉了汪精卫。
汪在汉奸群中总是板着一本正经的面孔，自己总以为是“党国元老”和具有自己主权的“国家元首”，最反对人家讽刺他是汉奸。王克敏的话，他认为是对他人格上绝大的侮辱，表示极端痛恨。这两个头号汉奸就因为卖国的观点不同，发展到极深的私人成见。汪政权成立后，王克敏私心惴惴不安，就向汪提出辞职的要求，汪当时还作一番形式上的慰留。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因为青岛、南京会谈的一幕，喜多虽未出场，但汪已明了他是幕后的导演者。为了避免喜多与汪政权在政治上的摩擦，将喜多调回本国。在这以前，北京特务机关已改为华北联络部，由喜多为部长。喜多去职后，日本派联络部次官森冈升充部长，另派盐泽继任次官。喜多是王克敏当汉奸的唯一支持者，他俩是用双簧剧形式一表一里地干着危害中国人民的勾当。当时人们曾给王起了一个“喜多王”的外号，意思是说，以王的躯壳装入喜多的灵魂。森冈在他任联络部次官时，不断地受王在话语上的顶撞；现在作了联络部长，是王的直接上司。这使王感到除了汪精卫对他施加种种压力外，又由于联络部的人事变动，调走了一个后台老板，升上来一个正面敌人，这样双重压迫，更加剧了他下台的决心。１９４０年６月７日，汪政权发表准王辞去本兼各职，推选为伪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伪国民政府委员，任命王揖唐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常务委员和内务总署督办。
汪、王、梁会谈时曾决定汪政权的五院院长由伪临时、维新两伪府各占一席，维新政府是由梁鸿志出任伪监察院院长；临时政府由王揖唐出任伪考试院院长，实际是被王克敏排挤出去。
王揖唐本来把北京作为他的政治生命的摇篮，在华北群奸压迫之下，无可奈何地去南京就任伪职时，仅把他的亲信夏肃初一人带往任秘书长，而把另一亲信汪济艭留在北京，作卷土重来的准备工作。
王克敏在下台之先，汪精卫与日本华北联络部长森冈洽商，双方提出二名“委员长”候选人。森冈提出靳云鹏、曹汝霖，汪精卫提出梁鸿志、王揖唐，最后权衡结果，以靳、曹都不愿出任，梁鸿志在华北历史关系不深，双方都同意王揖唐；联络部次官盐泽曾因某种关系，对王信任较切，更是大力支持王的北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