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贪污成风，搜刮无限
康熙晚年,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后来经过雍正时期的厉行节约和严刑峻法等改革措施而有所控制。到乾隆时,随着经济繁荣和财力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乾隆带了头,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无不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尤其是满族亲贵,沾染的奢侈淫靡的习气最严重。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汉族官宦豪族的奢华情形也大同小异。大小官吏上任之时大多两手空空,离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
乾隆后期军机大臣和坤就是有名的大贪官，嘉庆时抄没其家，将其全部财产编列为109号，其中26号经估计即值22000万两。稍后的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与贪官和坤媲美,揽权卖官,贿赂公行,世人讽剌说:“上和下穆。”1841年大学士琦善被抄家，有黄金10912两，白银1805万两，珠宝11箱。丑声藉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当时吏治腐败、几乎无官不贪的生动写照。
到了清朝后期，出现了买官卖官明目张胆的现象。由于封建社会里官职是被垄断的稀缺资源,因此凭借手中握有的任免、考选、黜陟、迁徙之大权而卖官鬻爵、大肆收受贿赂的官吏大有人在。发展到清末新政时期,重贿求官、当官捞钱已成为相当普遍、甚至成为当然的现象,“彼时政以贿成,悬价售官,殆已公言不讳。”谙熟官场潜规则的袁世凯就是通过重金贿赂奕劻而高升。陈璧一次送给奕劻5万金并求为干儿,“于是由道藩一跃而入为侍郎,且邮部尚书矣。”上任之后，袁世凯仍继续大肆搜刮。向上讨好慈禧。在慈禧太后奔逃在西去的路途中时，袁世凯就派骑兵急追千里，给她送去10万两银子做路费。慈禧太后在西安时，袁世凯又源源不断地送去30多万两银子和几百匹贡缎及其它珍贵的物品。向下以贿赂买通奕、李莲英为其所用,通过大力保荐推举手下的将领武士、僚佐宾客,来培植私人势力,因此,袁世凯的北洋系成为清末权势熏天的集团。
而清末的新政后，入仕之途有科举、荫袭、捐纳、保举以及从新式学堂或外国留学归来人员选拔官员,途径不可谓不多,然而实行起来混乱无章,流品庞杂。所以清末选官制度的落后、混乱也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