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政治制度如何？
北魏建国后，其社会跃入封建制，生产力逐步发展。但在统治方式上，北魏前期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特别是在统一北方以前，继续将战争中掳掠的人口没为奴婢，赏赐给诸王贵族和有战功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赋税方面，在推行宗主督护制的地区，平均每户每年的户调是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征收的调外之费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临时征调，动辄每户要交三十、五十石粟。当时官吏没有正式的俸禄，贪污、贿赂、高利贷公行。太武帝统治期间，大将公孙轨到上党（今山西长治北），去时单马执鞭，回来则从车百辆。
拓跋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在战争中，被驱迫当兵的各族人民在前冲锋，鲜卑骑兵在后驱逼。太平真君十二年，太武帝围攻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时，写信给刘宋守将臧质说，攻城的都不是我鲜卑人，你杀了他们，免得他们将来造反。北魏为了镇压其他民族的反抗，在氐、羌、卢水胡等族聚居的地区设置军镇，进行严厉统治。魏律规定犯谋反大逆者，亲族男女不论少长全部处死，甚至还在实行原始的车裂法。仅国史一案中，被灭族的北方汉族大姓就达千余人之多。
北魏前期落后的统治方式，引起各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杂居在今陕西、山西等地的汉、氐、羌、屠各等族人民在卢水胡人盖吴领导下于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爆发的起义（见盖吴起义）。诸少数族和汉族被压迫人民争相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东起潼关，西至陇西（今陕西、甘肃交界处）。一年后，起义虽被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而失败，但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北魏孝文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力求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使鲜卑贵族进一步封建化，并与汉族地主紧密结合，更有效地共同统治各族人民，在冯太后的辅佐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繁重的兵役和徭役使大批农民家破人亡。破产农民纷纷投靠豪强，重新沦为依附农民，或逃避赋役，入寺为僧尼。北魏控制的编户日益减少，影响了政府的收入。
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在5世纪末至6世纪初，北方已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除加重剥削未逃亡的农民外，多次检括逃户，搜捕逃亡的农民。因而引起农民的反抗。延昌四年（515）冀州僧人法庆领导的大乘教起义，公开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北魏政府动员了十万军队才镇压下去。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遍布北方各地，名号繁多，但主要有四支：北方边镇起义、河北起义、山东起义和关陇起义。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前后延续了八年之久，席卷了今河北、山东、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的广大地区。起义军在战斗中杀死了北魏许多王公贵族和州郡牧守，诛戮地主，摧毁坞堡，有力地打击了北魏的统治。起义军包括了汉、鲜卑、匈奴、氐、羌、敕勒等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在共同战斗中增进了彼此的联系和了解，对民族融合也有积极影响
突出，随着北魏政治的日益腐败而愈来愈尖锐。统治者日趋腐化，吏治逐步败坏。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其住宅、园囿像皇宫一样豪华，僮仆多达六千，妓女五百，一餐费数万钱。他与河间王元琛斗富，奢侈豪华程度超过西晋的石崇、王恺斗富。被称为饿虎将军的元晖作吏部尚书时，卖官鬻职都有定价，人们称吏部为卖官的市场，称这些官吏为白昼的劫贼。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也聚敛无已，征收租调时，重新使用长尺、大斗、重秤。
繁重的兵役和徭役使大批农民家破人亡。破产农民纷纷投靠豪强，重新沦为依附农民，或逃避赋役，入寺为僧尼。北魏控制的编户日益减少，影响了政府的收入。
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在5世纪末至6世纪初，北方已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除加重剥削未逃亡的农民外，多次检括逃户，搜捕逃亡的农民。因而引起农民的反抗。延昌四年（515）冀州僧人法庆领导的大乘教起义，公开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北魏政府动员了十万军队才镇压下去。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遍布北方各地，名号繁多，但主要有四支：北方边镇起义、河北起义、山东起义和关陇起义。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前后延续了八年之久，席卷了今河北、山东、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的广大地区。起义军在战斗中杀死了北魏许多王公贵族和州郡牧守，诛戮地主，摧毁坞堡，有力地打击了北魏的统治。起义军包括了汉、鲜卑、匈奴、氐、羌、敕勒等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在共同战斗中增进了彼此的联系和了解，对民族融合也有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