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刘义隆的儿子——孝武帝刘骏，更是生活奢侈，大兴土木，赏赐无度。史书记载其“犬马余菽粟，土木衣绣绨”“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嬖女幸臣，赐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瘅民命未快其心”。他在财用不足时，就在大臣身上打主意，规定刺史任满还郡要交“献奉”钱。他还将原来的郡县守令六年任期改为三年，目的是榨取更多的献奉钱。于是，地方官为交这笔钱，贪污搜刮也更厉害，吏治越加败坏。
且看，刘裕的子孙是如何对待父辈为他们留下的农具和衣物呢？即使有俭素之称的刘义隆在刘裕旧宫见到耨、耜等农具时，已不认识。当侍从大臣告知原委后，“文帝色惭”。但可惜的是，刘义隆为之羞愧的并不是不认识农具，反而是他的父亲曾亲手从事过耕作这件事，觉得让后人丢脸了。刘裕的孙子孝武帝刘骏更是对先祖的教诲毫不领情，反而讥讽一番。
刘骏在大明（457—464）中拆除刘裕曾居住过的阴室，另修玉烛殿。在拆毁前，刘骏与群臣去观看，见到刘裕床头有土障，壁上挂着刘裕用过的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顗乘机盛赞刘裕的节俭之德，以讽谏刘骏的奢华无度，而刘骏毫不为之所动，反觉得刘裕使用这些东西有辱帝王之尊，颇为轻蔑地说：“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嘲讽先祖说：老农夫有这些东西，已经过于富裕了。
会稽长公主受刘裕之托，负有训诫子孙保持节俭之风的重任。尽管在刘裕死后，她曾主管过宗室及六官事务，却从末见她对弟弟们的骄奢行为进行过规劝训导。她自己的儿子徐湛之也是“产业甚厚，室宅园地，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会稽长公主唯一一次使用纳衣的记载，并非用于劝戒，而是当他儿子卷入文帝刘义隆与刘义康的兄弟之争险些被杀时，她把用锦囊盛着的纳衣掷在地上，对刘义隆说：“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食，便欲残害我儿子！”从而救下徐湛之的性命。刘裕交给女儿纳衣时，大概决想不到她会在这种情况下，用于此种目的。
纵观刘宋王朝历史，说实在的，并非宋武帝教子无方，而是腐败的大环境使然。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门阀贵族享有许多特权，在政治上可以凭借父兄官位而做官，在经济上可按官品占田和免除本人和家族的赋役，在法律上犯法可以减刑、免刑而逍遥法外。门阀士族为了追求腐朽的享乐生活，就必然利用权力大肆贪污受贿。门阀士族是皇帝的统治基础，皇帝依靠他们，必然放纵他们，这就使得他们贪污腐败的本性更加恶性膨胀。那个年代严重的贪污现象与门阀制度是分不开的，它是贪污奢侈之风的社会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朝曾经出现过“寒门掌机要”措施，这个看似冲击门阀制度的举动，不仅没有改变门阀制度下的贪贿环境，反而加剧了贪贿之风。孝武帝刘骏在位十年，为加强中央集权，抑制高门大族，他实施了重用寒人的“汉人掌机要”措施。所谓寒人，是指不属于士族范围的地主阶级中没有身份和特权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寒人文化素质差，主要通过接近皇帝而受到宠幸，成为恩幸后委以重任。其实，他们是一群暴发户。当他们一朝大权在手，便会拼命聚敛挥霍。所以，没有对官吏权力有所制约的切实制度和措施，无论哪个阶层当政，都难以抑制贪污挥霍。
再者，刘裕仅以个人的俭朴企图导引整个家族乃至朝廷以俭朴为荣，显然是孤掌难鸣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官场都出现过一小部分“清官”“明君”，这是帝制官僚政治中儒家道德伦理节制下的产物。但是，古代官僚统治秩序是以人治占主导的，当个别皇帝发挥着“正能量”，儒家的伦理道德节制作用会影响到监察、考课等整肃机制中去。但是，一旦个别皇帝的廉洁俭朴正能量衰减，尤其是官僚政治秩序受到周期性破坏的时候，什么考课监察、严刑峻法、肃正惩贪、伦理道德等整肃机制都会相应受到严重破坏。同时，由于皇权统治的整肃机制治标不治本，虽然王朝初期，因国家财力有限会俭朴成风，但当王朝中期以后，统治者就会利用权力侵吞国家财富，挥霍奢侈无度。
历代有作为的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为求江山永固，都非常重视对皇子皇孙的“传统教育”，其中道德品质教育一直为统治者们所关注。作为开国之君的刘裕，深知节俭是治国之本，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外，还留物以戒后代，充分表现出他的经国远虑。然而，这对限制子孙们的骄奢行为却毫不济事，甚至反而使得子孙们对他的节俭感觉羞耻。读罢此事的前因后果，使人不能不掩卷而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