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众所周知，李白的祖籍在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中亚，他诞生在中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国碑城）。五岁时随父亲迁居绵州的彰明县（今四川省江油县）青莲乡。但是《旧唐书》说他是山东人，就有点让人费解。他自称“五岁诵六甲（道家典籍），十岁观百家（诸子百家）”，“十五好剑术”，二十五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上安州裴长史书》），虽未免有自夸之嫌，但足以证明他从小就受过正规的教育；从他留下的一些不朽的诗篇，也可以佐证他曾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为李白日后妙笔生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开创一代浪漫主义的诗风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李白寓居安陆达十年之久，并成为安陆的女婿。此后十年间，他又北上太原，西入长安，东至鲁郡，结识了不少名流，写下不少诗文。传闻初至长安时，贺知章一见，惊叹为“谪仙人”，称其诗可“泣鬼神”，因而誉满京师。
李白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发展到唐朝，已经相当完善了。想“优而则仕”的士子，几乎都得通过科举以博取功名。封建统治者也通过此种途径，网罗了一大批人才。但李白走的则是“终南捷径”。由于唐代李氏天子尊老子李耳为祖先，使得道教在唐代盛极一时。于是，一些追名逐利之徒，纷纷入居名山，扮成道士或隐士，等着当朝天子诏见。我们可以通过终南捷径典故的来历窥见一斑。据《新唐书·卢藏用传》载，卢藏用想做官，就假装为隐士，住在京城附近的终南山里，希望被皇帝征召。后来果然被召去做了官。同时代的司马承祯也曾用同样的方法取得官位。一次，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此中大有佳处！”承祯回答说：“依我看来，不过是仕宦之捷径耳！”《旧唐书》说，李白“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也有人说，天宝元年（742年）由于玉真公主的荐举，李白才被召入京，供奉翰林。但是不管是谁举荐的，都是因为道教的缘故，而不因为他的诗才，这对李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名的悲哀；对世道而言，则是一种莫大的嘲讽。只是当时的李白已无暇顾及这些，激动之情依旧溢于言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自以为从此可以一展“辅弼天下” 的弘愿。其实，李白因为道教而进入宫廷，也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他在“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期间，曾给当时以识拔后进而闻名的韩朝宗写过一封请求引荐的信，这就是有名的《与韩荆州书》。因为韩朝宗曾任荆州长史，故人称韩荆州。为了能得到韩的引荐，孤傲的李白甚至不惜吹捧，说什么“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肉麻的话。但是不知何故，结果心愿未遂。以至等到得以被人举荐时，李白已是四十有二，诗酒年华也流走了三分之二。
但是唐代设翰林院，不过是养一批能做文章、懂经学、擅书法和会下棋的人以至卜祝、僧道之流，等待皇帝随时召唤，李白不过是其中的一名普通的待诏翰林罢了。只不过凭着“斗酒诗百篇”的诗才，依旧受到特殊礼遇，经常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诏见。但此时的李隆基已不是“开元盛世”时的李隆基，一个杨贵妃早就让他神魂颠倒，长期不理朝政，大权早已旁落于杨国忠与高力士之流之手。李隆基诏见他，不外乎写写歌功颂德的应景文章和怜香惜玉的艳词，如“云想衣裳花想容”就是其中一例。
而此时的李白也是郁郁不得志，自认为是“倡优同畜”，“辅弼天下”的弘愿早已化为泡影。于是，他不再安于充当侍臣，整日与长安的文朋诗友在酒肆呼酒买醉，这其中就有四明狂客贺知章。由于不愿催眉折腰侍奉权贵，加上受到同僚中人的谗毁，仅在宫廷里待了不到两年，便被“赐金放还”。促使他离开宫廷的一个直接原因则是，“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等放肆之举。后人又演绎成另一种传奇。说某国前来下战书挑衅，而且偌大唐朝只有李白一人识得该国文字（因为他出生在碎叶城，自幼精通外语）。于是他耍足了威风，玩够了味，让杨国忠给他戴帽，高力士为他穿靴，并由杨贵妃为他磨墨。结果，李白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言词尽显大唐威严，导致该国从此俯首称臣，不敢造次。不言而喻，这是一些好事者为了突出李白非凡的能耐，而作的善意杜撰，只能姑妄读之。其实，李白做出让皇帝的宠臣脱靴的放肆之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白虽然整天侍奉在皇帝老儿身边，但依旧不过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御用文人”，而杨氏兄妹的飞扬跋扈，以高力士为首的宦官专权，等等，诸多官场黑暗，让“不得开心颜”的他早就想一走了之。于是文人那种自视清高的德性也就日益暴露无遗，为了自己一时的得意，不惜作忘形之举。
离开长安后，李白“浪迹江湖，终日沉饮”，足迹遍及梁宋、齐鲁、幽冀，并多次往返于东越、金陵、宣城。安史之乱后，他本想隐居庐山，却被永王李璘邀请参加了幕府。至德二年（757年），李璘违背肃宗的命令东巡，被肃宗击败。李白因此受牵连坐罪，被流放夜郎，行至巫山遇赦得还。我们现在可以假设，如果李白不接受李璘的邀请，他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至少可以寿终正寝的。李白接受李璘的邀请，足以证明其时他“辅弼天下”的弘愿还没有完全泯灭，以致归为永王幕下后，还抱有“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幻想。更为可叹的是，当李璘公然与肃宗对着干的时候，李白作为幕僚，居然还没有看清他的真实嘴脸，糊里糊涂地上了他的贼船，落得个让后人哀之的结局，实为可叹。
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应该比较可信。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不能偏信。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可信可不信。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纵观李白的三种死法，笔者比较相信《旧唐书》之说。理由有三：其一是因为它是后人修的正史，如果说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而且“出师未捷身先死”，它不可能不记载的。其二是因为李白一生嗜酒如命，放言“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年老力衰，因饮酒过度而亡，让人可以理解并接受。其三之所以死于安徽的宣城，而不是当涂，是因为李白一生对宣城情有独钟，他的诗中多次提及。而他对宣城的偏爱，只是因为他仰慕有加的谢眺曾在此为官。
总而言之，我们有理由相信“白也诗无敌”，但是李白只适合做一个纯粹的诗人，而不是翻云覆雨的政治家。因为诗人狂放不羁、恃才傲物的秉性根本不适合在尔虞我诈、欺上瞒下的官场混。历览前贤国与家，文人只要涉足官场，似乎注定没有好果子吃。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能通过科举考试，捞得一官半职，但是那官常常做得卑微，做得窝囊。陶潜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就是明证。偶有位居显要的，只是此时的文人已不再是文人，经过官场的摸打滚爬，早已脱胎换骨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员。江淹为什么会才尽，不是因为传说中有人收回了他生花的妙笔，而是违背了“穷而后工”的定律。李白一生既想在官场上实现“辅弼天下”的弘愿，又不愿改变自己狂放不羁的性格，结果也只能借诗抒怀，“痛饮狂歌空度日”，用酒麻醉自己的灵魂，了此一生。正如小他十一岁的好友杜甫所言，纵使能赢得“千秋万岁名”，那也不过是“寂寞身后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