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 初名表,后更名黄,字坤仪,号了凡。魏塘镇人。少即聪颖敏悟,卓有异才,对天文、术数、水利、兵书、政事、医药等无不研究,补诸生。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知县辟书院,令高材生从其受业。万历五年(1577)会试,因策论违主试官意而落第。
初入仕途,即奉命清核“苏松”钱粮,上《赋役议》,又请减免额外加征米银10余条款,被豪绅所阻而作罢。任河北宝坻知县,时该县赋役倍于他县,积欠粮赋达万石,上条陈请减免旧额,建议由会通河水运皇木代替车运,朝廷允准。于是宝坻得以减免旧赋,革除运木、采石及箭手诸重役。还疏浚河道,筑堤开渠,植树垦荒、政绩斐然。时蓟镇主、客军近20万,年例银及屯田民运各项开支计150万两,巡抚因袁黄通晓边疆事宜,遂召之共议大计,乃献革养军虚费、汰台兵冗员等十策。二十年调任兵部职方主事,适日本侵略朝鲜,明廷出师援朝,袁黄奉命到军营赞划,与刘黄裳浮海渡鸭绿江。提督李如松与袁黄有隙,派袁黄守平壤,不增拨一兵一卒。日军突至,袁黄率部及朝兵击退之。不久李如松兵败,诬袁黄罪状,遂罢归家居,闭户著书。卒年74。
天启元年(1621),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袁黄东征功勋,赠尚宝司少卿。清乾隆二年(1737)入祀魏塘书院内“六贤祠”,浙江巡抚纳兰常安撰“祠堂记”,赞为“挥击奄竖,九死不悔”。
著作甚多,详见本志《著作目录》篇。《袁了凡家训》流传较广。
袁了凡的主要贡献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袁了凡在许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闪着耀眼的光辉。
1.博学多才、涉足极广
袁了凡在佛学、农业、民生、水利、医学、音乐、几何、数术、教育、军事、历法和太乙六壬奇门“三式”绝学等,“莫不洞悉原委,撰有成编”[1]。
袁了凡是“文理全才”的人物。他是明朝著名的农学家、水利学家及历法学家。譬如,他所著《历法新书》涉及46种历法,有岁差总数积算、五纬总数积算、推天正冬至五星自行限度、求第一东西差、求太阳食甚定分、求日月出入带食所见分秒、求朔望交会约率、四平方求弦术、太白黄道南北纬度、黄道南北各像内外星经纬度等,共150多种求算方法,学问深邃。
袁了凡善于总结。譬如,他结合自己的经验探讨研究举业之道,组织编纂了《群书备考》等参考书。明朝末年,是嘉善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年代。如在万历年间,嘉善有状元国相钱士升、名臣魏大中等进士29人,占明清两朝进士总数的六分之一。嘉善是全国26个巍科大县之一,这也与袁了凡等人在教育上的贡献分不开。
2.江南善举运动的倡导者
明朝末年,江南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阶层,为了教化民众,将劝善惩恶的诸多事例刊刻成“善书”,通过小说、说唱而流行于民间,宣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通俗的形式将“民众的道德”具体化。
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袁了凡的言行经历对善书思想的兴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袁了凡的《了凡四训》是善书中的经典之作,劝善是全书的重点和宗旨,“积善篇”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它阐明了善的含义、明辨善恶的标准、行善的道理和方法。
袁了凡为江南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起了指导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与另一位嘉善名人陈龙正的父亲陈于王,是万历十四年(1586)的同科进士,两人情趣相投,常探讨修德行义之举,两家还结为儿女亲家。袁了凡极为赏识陈龙正,称赞他“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
崇祯年间,陈龙正在嘉善倡举同善会,崇祯十四年(1641)又建立同善会馆,作为经办善业的常设机构和公所。同善会馆是江南最早兴起的民办慈善组织,是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雏形,成为后来风行全国的乡村社会团体,引发了清代民间力量组织介入慈善机构的浪潮,具有重大意义。
3.功过格的积极实践者
功过格是最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事物之一,它把每日所做之事,按其善恶增减记数,是一种道德自律的工具。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这是精神生活中划时代的成果。
袁了凡提倡以记“功过格”的方法,“隐恶扬善”、“迁善改过”,进行道德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达到自我修养、完善人生的目的。袁了凡作为功过格的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强调个人改变命运的力量,用善书来鼓动社会流动和提升社会地位,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他的言行经历对后世道德伦理思想的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宗教界,在日、韩、美、澳以及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地,袁了凡享有极高的声誉,目前有几十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但是,国内对他的认识还很不够。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以前我们不注重到那些对社会对民间有影响的思想。袁了凡在当时社会里巷皆知,在今天还在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要转变模式,去研究那些真正影响老百姓的思想!袁了凡应当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重重的一笔,用专门的著作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