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情报网的由来
在雍正朝每一个具有奏折资格的人都有权向皇帝密告自己的同僚、下级甚至上司;同时在他监视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置于别人的监视中。雍正并不忌讳谈到告密，他标榜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从现存的资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触角遍及全国各地。有以奏折制度为依托的明线，又有由特工所织成的若干暗线。一切都是无形的却又很制度化。其情报网组织的人员，一为科道言官和写奏折的官员;二为雍正所培养的一批御前侍卫;三为通过各种渠道推荐给各省督抚的书记、长随等。
探究雍正情报网的设立，起因有三端：一是政体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国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员以取得与皇帝进行私人通信的资格为荣。二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间动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严格控制官僚们思想行为的自觉性。三可说是集权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原因。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耳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按照他的观点，高高在上的皇帝并非高枕无忧。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渐，随时扑灭，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势。历代的特务机关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诸如 “诏狱”、“大谁何”、“丽竟门”、“不良人”、“侍卫司狱”、“内军巡院”等。最有名的当推明代的“厂卫”，其荼毒臣民的残酷和恐怖令人谈虎色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公开的任用特务，不得人心，且目标太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没有。有此殷鉴，雍正所建立的情报网才有更多的创意。
雍正情报网监控的主要对象是臣子。雍正以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所在，他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对官员要不时体访，防其改节。他的用人政策有三个要旨：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以广东省的官箴为例，略见一斑。广州提督王绍绪系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他疑惑王绍绪“偏于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对王绍绪不错，说他：“ 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两广总督孔毓?、署理广东巡抚傅泰调查，直到再一次证实王绍绪操守极好，这才罢休。为了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劳动众人。又如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访察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娄俨。照此说傅泰所得的宠信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尝不受他人监视?从《朱批谕旨》可知，王士俊和广东总督郝玉麟都负有密报傅泰行止的使命。由此，一省大小官员均在互相监督之中。将军和总督可以密报提督、巡抚;提督、巡抚对总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报。章学诚在研究《朱批谕旨》时说：“彼时以督抚之威严，至不能弹一执法县令、詈误之吏，但使操持可信，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能烛其微。愚尝读《朱批谕旨》，而叹当时清节孤直之臣遭逢如此，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也。”所叹正是封建政治尊卑统属，督察参劾均有定制，而雍正却随心所欲地混乱上下次序。一方面皇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巩固，另一方面臣子们却处在被愚弄的境地中。
雍正的耳目还有一类是发往督抚处试用后补的侍卫，如雍正曾派遣十个御前侍卫到川陕总督年羹尧处学习军事。这些侍卫赋有了解该地官民情况的职责，同时身负监视封疆大吏行止的密务，应该随时随地向皇帝密报年羹尧的表现。不曾料他们被年羹尧恩威并重收买下来，给雍正的密折中充满了对年羹尧肉麻的吹捧。做皇帝的得不到任何真实情况，非常恼火。当年羹尧获罪时，他在给侍卫的朱批中连斥"卑鄙"令他们不必再回京。
在文人笔记和小说中，有许多对密访人员的记载和描写。有些情况因资料本身语焉不详已弄不清楚了，但有一批人在为雍正干密访的勾当则是千真万确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述及：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不知怎么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么。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王云锦惊骇有加五体投地。这样的说法近乎演义，不实的成分很多，但是雍正用耳目以获取真实情况却是事实。
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要求亲信和非亲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员都互相监督。文员武弁、上下级之间、中央派员和地方官员交互进行。文武不同途，这样互察已出了正常的范围。上级监督下级，本是应有职责;但密访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特别是下级汇报上级、属员汇报主官更是极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必然会招致朝臣们的非议。雍正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原监察御史谢世济和伯爵钦拜就大声疾呼取消密折制，他们声泪俱下历数密报的弊端：“小人多以此说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他们在《论开言路之疏》中提出：“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尽管，新一代君主乾隆对于他们的发难不以为然，继续把密折当作法宝相袭相沿。然而，这位新皇帝对于那种训练特务、派遣耳目的手段也感到过于凶残了。为了替父亲重塑形象，掩盖其败政;更为了给自己留下好的口碑，从此他再没有大张旗鼓地强调要强化情报网、并重用那些专事密报的耳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