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以“仁义道德”的名义,理直气壮地食人;还是以“革命”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食人,当然也包括那种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地咬人在内,所有打出来的一切冠冕堂皇的口实,不过是中国历史上非人道,或反人道的全部恶行的遮羞布罢了。黄巢只不过是这样的“革命领袖”之一,由此,便可知道中国人为了求得自身进步,数千年来,为这些“食人狂”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
写到这里,除了“夫复何言”的摇头感叹之外,还有什么好再说的呢!
中国的知识分子,似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大多数,属于绝对不敢造反的一群,刀架在脖子上,宁写悔过书,作深刻检查,痛骂自己为王八蛋,高喊吾皇万岁万万岁,也绝无站直了,任砍任杀决不低头的气概;一类为极少数,扰如农民中有流氓无产者一样,文人当中也不乏个别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黄巢就是这种不甚安分的躁动强项一族。《新唐书》说他“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
前者,大多数举子,不第就不第吧,落榜就落榜吧,顶多作一首“不才明主弃”的五绝,发发“怨而不怒”的牢骚而已。后者,如黄巢,就不一定咽下这口气,“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王)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逾数万。”你不让我当进士,那我就豁出一身剐,把你皇帝拉下马。
这点革命精神,应该肯定。
宋朝的赵姓皇帝,在总结唐代失败的经验教训后认为,一是削弱地方政府的实权,不让他们成为唐代节度使,动不动带部队开到西安灞桥,要中央政府听他的摆布。二就是扩大科举取士的录取面,使知识分子得以成为政府一员的机会大大增加,免得他们心怀不满,走向对立面。虽然,这也并非良策,地方官手无兵权,难以抵御边敌,以致疆土日蹙;大量开科取士,政府冗员日多,只好坐吃山空。但两宋三百年间,特大规模的流寇现象,具有全局性的农民起义,倒也未曾发生过,说明这样的绥靖政策,未必没有道理。
黄巢似乎也明白这点奥妙,“士”这个阶层,可得罪,也不可得罪。当你坐稳了江山,他们就成了豆腐,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是,你尚未坐稳江山,或者,你江山有一点坐不稳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将你视作豆腐,给你捣点小乱了。
所以,“巢因民谣,有‘逢懦则肉师必覆’之语,遂戒军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称儒者,辄舍之。至福州,杀人如麻,过校书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灭火弗焚。”(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当然,如果他果真以这样的政策来笼络知识分子,也许取唐而代之的不是后来当过他部下的朱全忠,而早就是他了。如果他能有朱元璋那点耐性,等坐定了江山,再腾出手收拾那些豆腐也来得及,也许不至于最后脑袋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