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651年，浙东抗清明军战败，丢失了抗清基地——舟山，迫不得已进入郑成功的势力范围。
1652年正月，郑成功同意浙东明军进驻厦门。浙东军中的文官武将，如张名振、张煌言等人，都希望与郑成功保持良好的关系，共赴国难。可是他们不经意间，却发现了郑成功企图吞并浙东明军的野心。张名振决心以诚相待，就主动去拜见郑成功，以消除双方的隔阂。
刚一晤面，郑成功就优越感十足地说：“你做了几年的定西候，究竟干了哪些事?” 张名振大义凛然地说：“中兴大业。” 郑成功用轻蔑的口吻言道：“表现在哪里?” 张名振正色答道：“成功就表现在实绩上，不成功就表现在方寸间。” 郑成功大惑不解，追问道：“你所说的‘方寸’指的是什么?” 张名振说：“‘方寸’就在我后背上!”说罢，立即解开衣服。郑成功发现，他的背部正中刺有“赤心报国”四字，长径寸，深入肌肤。史载，“成功见之愕然”，他一定感到了汗颜。可他是否因此而感奋——与浙东明军精诚团结呢? 还是没有!
他正忙着与清廷议和，当然不是真心议和，而是漫天要价——力图拥有浙、闽、粤三省，拥有军队自行管理权，不赴京、驻于闽，比高丽不剃头，不受部院节制，享有地方自治权，像他这种要求，清方当然不会同意。但清方还在讨价还价，因为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拖住郑成功，防止他与所向无敌的李定国集团军联合。然后抽调全国精锐，集中优越兵力攻击李定国集团，从而扭转此刻在西南战场方面的不利战局。清廷的策略是，先消灭李定国，再一举解决郑成功。
郑成功并不笨，他当然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可他臣服于南明的真实目的，不过是想借此招兵买马而已，他并不想听从南明朝廷的节制。因此，他要利用和谈的有利时机，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
1654年，南明朝廷提出了东、西二路明军会师长江的战略构想。张名振、张煌言闻讯，十分高兴，他们热血沸腾，建议与郑成功组成联军，挥师长江。可郑成功对此毫无热情。张名振、张煌言只得率领浙东明军主力，乘五六百艘战船驶向长江口，发起了“三入长江”的战役。而西线，南明权臣孙可望也让大将刘文秀攻入湖南，试图顺长江而下，与张名振会师，力争夺取清廷的财赋重要来源地——江南。可惜，孙可望不久就密谋篡夺南明皇位，令刘文秀领兵南顾。恰恰此时，刘文秀北面之清军战斗力很弱——八旗精兵撤回北方休整去了，只要勉力北伐，定能摧枯拉朽。大好的进攻机会，终被孙可望白白浪费。东线翘首的张名振水师孤掌难鸣，只好请求郑成功北上支援。郑成功正处于“议和”之中，他拗不过张名振的爱国热情，只好假惺惺地派了一支“水兵五千、陆兵一万”的部队北上支援，可这支舰队尚未进入长江，其统领陈辉就借故与张名振闹翻，调头南返厦门。很显然，这可能来自于郑成功的授意。郑成功极不情愿在此时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就这样，满腹私心的孙可望、郑成功，亵渎了抗清志士苦心孤诣的宏伟构想。
不久，在南线战场上，南明将军李定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清军发起浪潮般的进攻，其兵锋犀利，所向披靡。挥师东进之际，李定国先后9次致信郑成功，希望他出兵协助，东西夹击。李定国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收复广东，将西南、东南两大抗清基地融为一体，从而重整河山。他节节胜利，兵围广东重镇新会。清廷知道：新会的得失，关系到整个广东的安危。当即驰令守军拚死抵抗，然后加紧在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驰援广东，但是毕竟鞭长莫及。此时，只要郑军主力抓住机会进入广东，就可以一举改变胜负的天平，抗清形势将一片光明。
可郑成功不愿出兵，他始终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策略是，明清双方谁能让他割地自雄，他就奉谁为“正朔”。他多次讲过，他的理想是做一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而不愿成为“槛阱”中的虎豹。前一阶段，清廷招抚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只肯给他高官厚禄，不愿赋予他“地方自治权”。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好继续当他的“明臣”。可这个“明臣”，却不愿听从南明调遣。他希望其他抗清势力坚持下去，以缓解自己一方的压力。又担心“东西对进”后，南明势力兵连一体、地成一片。这样，他的独立王国将不复存在——军政大事将禀承于朝廷，这是郑成功万万不能忍受的。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声望、爵位等各方面都逊于李定国，届时在朝中必然受制于人——这也是郑成功致力于回避的政治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