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曾德事件” 爆发了，曾德是郑氏旧将，后被郑成功安排在施琅麾下效力。施琅失势后，曾德见呆在他手下已无发展的机会，就利用与郑氏的旧关系，返回郑成功军营中充当亲随。施琅恨极了郑成功的赏罚不公，又听说曾德弃己投郑，顿时暴跳如雷。他命心腹将曾德秘密捉回，从速斩首，以泄私愤。郑成功闻讯，驰令勿杀。可施琅悍然不顾，促令杀之。曾德原是郑氏将领，虽然一度隶属于施琅，但无论犯法与否，也无论施琅是否已经被解除兵权，他都无权擅杀曾德。由此看来，郑成功的勃然大怒也就可以理解了，他当即拘捕施琅及其父亲、兄弟。可就在当晚，在亲信的帮助下，施琅奇迹般地逃回了大陆。郑成功获悉，怒发冲冠，立即将施琅的父亲、兄弟处斩。施琅得知噩耗，对郑成功恨之入骨，从此死心塌地地效忠清朝。三十年后，正是他，率领清军水师彻底消灭了郑氏军阀势力。
郑成功少年得志，性格刚毅，遇事容易冲动，往往凭“一时之好恶”不计后果地处理问题，缺乏作为一名统帅所必需的全局观。施琅逃逸后，株杀他的父亲与兄弟，就是不智之举。郑氏家族凭海上活动起家，清军又不习海战，因此决不能把杰出的海军将领推向清方怀抱，使清廷得以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匹敌的水师。一个刚毅的领导与一个要强的下级组合在一起，要发挥出最佳的工作效能，关键就在于领导要有容人之短的肚量，要驾驭得当，用其所长，制其所短。施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但他将“个人的扬名立万”置于民族大义之上，“士为知己者用”是他终身信奉的准则，恃才放旷是他的个性缺陷，无论在明还是在清，他都表现出“得意时踌踷满志，失意时牢骚满腹”的特点。可他从来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从来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对于这样的人，只要用才得当，就能使己方如虎添翼。在这一方面，康熙就胜过郑成功，他精通御将之法，对施琅恩威并用，终于使之练就水师，直捣台湾。施琅叛逃之后，其实郑成功尚有挽回其人的时机，只须善待施父与施弟，密信告诫施琅：若能返回厦门则既往不咎。那么即使施琅不愿归来，因为亲人在郑成功手中，他就不敢为清廷效死力。郑氏集团照样可以称霸海上。由此可见，日本浪人的冲动倾向对郑成功成就大事为害之深。
可叹的是，郑成功竟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行为是“自断一臂，以肥清敌”的不智之举，他还要一错再错。
1656年3月，又一支西征潮州的船队返回厦门，带回了在潮州抢到的饷银十万两、米十万石。郑成功立即召集文武官员，议处“揭阳丧师”之罪。潮州揭阳一战，由于“左前锋”苏茂轻敌冒进，导致郑军一战损失了四、五千人的败局。郑成功一再坚持，要斩杀苏茂以及援救不及时的黄梧、杜辉。由于众将领反复求情，才改判为斩杀苏茂，重罚杜、黄。
郑成功从严御下，这对拯救“涣散怯懦”的明军是很有必要的，但他的个性过于刚强，往往走极端。众将领认为：苏茂虽败，但其作战勇敢，而且突围而出，理应薄责示警，让他戴罪立功。而郑成功必欲杀之，是因为苏茂私自放走施琅，让郑帅怀恨在心，所以伺机报复。一个屡立战功的人，就因为这点小疵，就让他命赴黄泉，国法何在!
监斩苏茂之后，郑成功余怒未消，他兀自决定，派黄梧和苏茂的族弟苏明戴罪求功——防守海澄要塞。海澄要塞，是郑成功在大陆建立的唯一前进基地。它“阻山临海，两城对峙，夙称天险”。郑成功动用了大量物力与人力，历时多年，才建成坚固的海澄城墙。他在城中屯积了大量的军械与粮食，使之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地，海澄，还与金门、厦门二岛遥相呼应，势成鼎足。清军曾经多次力攻该堡，都落得个兵败如崩的下场，足见海澄之易守难攻。可如今，郑成功却让刚刚受过责罚的黄梧与深怀丧兄之痛的苏明，去镇守海澄要塞，这不是典型的用人失当么?没几天，苏黄二人果然叛变，将要塞拱手献给了清方。郑成功获悉，悔之已晚。他再也没能收回海澄。
郑成功为抗清做了许多细致而又踏实的工作，可为什么常常功亏一篑呢?概因其“自我中心症”在作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无不以自我观念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不符合其观念的一律排斥。由此，他“一意孤行、意气用事、驭将无方”的根源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