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曹操统一北方基础的战略决战
东汉末年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使腐朽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在镇压黄巾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州郡大吏独揽军政大权，地主豪强也纷纷组织“部曲”(私人武装)，占据地盘，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转入争权夺利、互相兼并的长期战争，造成中原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当时的割据势力，主要有河北的袁绍、河内的张扬、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公孙瓒、南阳的张绣等。在这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中，袁绍、曹操两大集团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建安三年(198年)，袁绍击败公孙瓒，占有青、幽、冀、并四州之地。建安元年，曹操把汉献帝挟持到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建安二年(197年)春，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进讨袁术并将其消灭。接着又消灭了吕布，利用张扬部内讧取得河内郡。从此曹操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袁绍的兵力在当时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昌，曹操部将多认为袁军强大不可敌。但曹操却根据他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于是决定以所能集中的数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
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他作出如下部署：派臧霸率精兵自琅玡(今山东临沂北)入青州，占领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安(今山东沂水县)等地，牵制袁绍，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袭击许昌;曹操率兵进据冀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东，黄河北岸)，令于禁率步骑2000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协助扼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黄河南岸)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军渡河和长驱南下，同时以主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一带筑垒固守，以阻挡袁绍从正面进攻。
派人镇抚关中，拉拢凉州，以稳定翼侧。从以上部署看，曹操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不是分兵把守黄河南岸，而是集中兵力，扼守要隘，重点设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从当时情势而言，这种部署是得当的。首先，袁绍兵多而曹操兵少，千里黄河多处可渡，如分兵把守则防不胜防，不仅难以阻止袁军南下，且使自己本已处于劣势的兵力更加分散。
其次，官渡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连虎牢、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昌北、东之屏障，是袁绍夺取许昌的要津和必争之地。加上官渡靠近许昌，后勤补给也较袁军方便。
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当曹操正部署对袁绍作战时，刘备起兵反操，占领下邳，屯据沛县(今江苏沛县)。刘军增至数万人，并与袁绍联系，打算合力攻曹。曹操为保持许昌与青、兖二州的联系，避免两面作战，于次年二月亲自率精兵东击刘备，迅速占领沛县，转而进攻下邳，迫降关羽。刘备全军溃败，只身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当曹、刘作战正酣之时，有人建议袁绍“举军而袭其后”，但袁绍以儿子有病为辞拒绝采纳，致使曹操从容击败刘备回军官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