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公正和文化民族主义出发非议西方的一方，通常着重在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
一是在制度层面。
在经济领域，杜亚泉力倡“凡可从手工制作者，勿以机械代之。”经营者应限于“自给自足之工艺”、“勿视此为投机致富之捷径。”⑥他说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接受还是拒绝以谋取利润为动力的现代经济制度。在张君劢看来，就是不能发展“谋利之工商”，⑦而谋求“均平寡安”的经济制度。进入20年代后，章士钊也反对中国走西方发展现代工商之路，要求“返求诸农”，建设“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说礼义、尊名分，严器数”的“农国”。⑧从孙中山到社会主义者则冀图以公有制去限制乃至取消竞争，作为“毕其功于一役”的阶梯。
在政治制度方面，有的即使口头上也说几句“自由”、“民主”之类的门面话，实际想的是限制乃至取消。
二是在道德层面。
“东方文化”怎样救世？各人说法不同，核心通常是主张用中国传统道德或人生哲学去“规范”或修正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公、忠、诚、有序、服从、集体、天人合一……据说都是医治西方现代病的灵丹妙药。
他们的矛头通常指向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
可是，历史的走向颇不利于前者。
折腾了80年，“社会公正”对中国人说来仍是颇为遥远的奋斗目标，而付出代价之大，真有点不堪回首。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是，尽管“社会公正”在丑陋的西方也仍须努力，但东方文化对此肯定无能为力；文人学士的各种伟大构想可否付诸实践亦颇渺茫；最切实的途径不能不是研究西方各国在此领域采此的各项措施（税收、社会福利、救济、保险……）的成败得失，然后根据本国情况有选择地移植、改进。
西方各国没有按照中国人的设想，从东方文化中寻求改革的智慧，他们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中寻找更新之路的。而东方各国和地区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向西方学习。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在各项具体制度上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充分暴露了他们与市场经济和法治不符的各自的传统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
在道德领域，“与传统彻底决裂”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可是，既要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不确立个人主义的核心地位。传统可以衍生现代，但传统的各种观念和规范，只有无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部分才会被人们广泛认同和接受。
在现代世界，国家和民族应该是平等的。说到文化，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各国和各民族内部都是多元的，公民才是选择的主体。他人强加的选择标准不可能长期为多数人接受。现代化早已是全球性的不可抗拒的趋势。现代化有它自己的价值标准。这个趋势与各国原有的中世纪的民族文化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但历史是这样无情，现代化的趋势顺之者昌，逆之则亡。民族文化如果不顺应潮流蜕变，而成为抗拒外来文化的坚固堡垒，必然沦为危害国家和公民利益的包袱，大清帝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国家和民族的平等，不等于各国的文化发展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一些落后国家的文人学士喜爱倡导“民族本位文化”，这是狭隘民族主义的煽情。在一个国家急需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历史关头玩弄这类把戏，欺骗性很大，但祸国殃民，屡试不爽。
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继承和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的破坏主要来自战乱和贫穷。随着现代化的实现和社会稳定发展，这些遗产中的一部分虽然不能不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迁，但从整体上看，又为其保护、利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落后国家和民族只有实现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缩小或消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中真正争得平等。冀图以本国特性的藉口，蓄意标新立异，讨伐现代文明的公认准则，这不伸无助于缩小差距，维护本国的利益，而且只能逞快于口舌，图虚名，得实祸，扼杀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创新能力，摧残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动力，把本国拖入困境而难于自拔。
“反语言霸权”、“反后殖民”！修改西文殖民者制定的游戏规则！……这类呼喊豪情万丈、壮怀激烈，令人肃然起敬！可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游戏规则是各个领域发展与挫折中不断自我完善的成果。中国折腾了一百多年，扭扭捏捏开始走上与世界接轨的道路，才开始摆脱被动局面，你们是不是又一次想阻挡这个历史进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