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事变”发生后，牺盟总部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西南区党委直接领导下，本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坚持与山西一切进步人士以及山西全体同胞亲密携手，向阎锡山的反动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发宣言，写声明，呼吁全省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事态的继续发展，一方面和决死队各地负责人一起大力声援决死二纵队，进行反击。
１２月３０日梁化之亲自带领顽军缴了绥靖公署政治部警卫排的武器，电台也同时被查封。当时政治部与牺盟总会在一起活动。牺盟总部处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实际上已不能再开展工作了。
“十二月事变”前，我就接到上级党的指示，尽快把我们的干部和所有进步青年设法从秋林撤出，向各抗日根据地输送。我和刘岱峰同志互相配合，以牺盟总部和绥靖公署政治部（刘岱峰是政治部副主任）的名义，把应该早日疏散的党员、干部和大批进步青年都分批以外出检查工作和出差的名义送走了。大部分到了晋西北，一部分到了晋东南，少部分到了晋东北。
韩钧事件发生后，阎锡山叫讨论制裁韩钧的问题。刘岱峰一直不表态，以示抵制。又有一次阎锡山叫刘岱峰写一个开除韩钧的决定。他当场拒绝了。并说：“不干！叫我写这个，这不是明显的欺侮我么！”
在“十二月事变”中，我们发通电，写声明，公开反对阎锡山的反动言行，刘岱峰都主动地带头干。而且还和我写过一个反对顽固派发动晋西事件的小册子，公开在社会上发行，同时他还经常给我透露一些阎锡山内部的机密情报。应该说刘岱峰同志在“十二月事变”中对革命是有一定贡献的。
事变后，梁膺庸同志已从内部得到消息说，阎锡山为了便于分化瓦解牺盟会，准备从中拉一些人出来成立所谓“左”派，并已决定要把我借故赶走。果然没有几天，阎锡山就找我谈话，说已决定派我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代表的名义再次去河南与卫立煌（蒋介石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谈判，并发了路费和护照。当时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叫我尽可能迟走几天，争取秋林的局势尽可能好转一些。可是没几天，阎锡山嫌我走得太慢，并命我当天就出发。要再不走，阎就有可能把我抓起来。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就走。我们分析阎锡山既然下决心把我赶出去以便分化左派，也就会中途借刀杀我（阎还叫我路过西安去见程潜，把我的护照也收回去），所以我决定不去河南，而北上到晋西北。
临走前，刘岱峰同志对我说：“你走了我怎么办？我在这里也待不下去了，我跟你一起走吧。”我们从１２月１５日开始研究走的路线和具体办法，到２４日晚就绪，并决定２５日我们同时离开秋林。我们的行止已在事前向上级党委作了报告。
我是以和卫立煌谈判的名义公开走的。刘岱峰是背着阎锡山走的。两人预先约定好在荣阳镇会合，然后一起向晋西北出发。当我们走到绥德，见到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时，他说党中央已有电报叫他负责接送我们。这样就由他护送我们与滕代远同志见了面，并一起去了晋西北。到晋西北后，我们两人还都给梁化之、阎锡山发了信和电报。所以要这样做，还是想争取阎锡山，为万一党需要我们回去工作时创造条件。
我们到晋西北时，晋西北行署刚成立，续范亭是行署主任，我担任了行署副主任和党组书记。刘岱峰同志担任了行署秘书长。
秋林会议后，“十二月事变”前，牺盟总会已派吕调元和许琦之二同志到阎锡山办的青年军官教导团（也叫军政训练团）工作，吕并在那里担任了政治部主任。我和刘岱峰决定撤走时，牺盟总会的工作就由吕调元同志全面负责。而且已考虑到由于我和刘岱峰的撤走，秋林的形势一定会更加紧张，所以决定我们走后由吕调元负责尽快把还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干部送出去。没有想到吕调元完成输送干部任务后，竟被阎锡山以“策动青年到延安”的罪名（据说他写给一个青年的条子被人家抓住了）逮捕了。因吕调元是牺盟总会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在秋林被捕影响很大。阎锡山怕引起麻烦，所以当时没敢杀害，一直监禁至１９４６年才令杨贞吉在太原秘密杀害于政卫组的集中营——劳动先锋队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