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记汉奸集团的雏型
汪精卫本身是一个大党棍子，到了河内之后，他就开始搞起组织来了。首先成立了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委会、军委会均由汪自任主委，财委会则由周佛海任主委。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皆是政委会委员，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同时又是军委会委员。周佛海还兼了政委会、军委会秘书长，三个委员会都抓在他手里。
那时只有政委会在香港九龙约道某号秘密开过会，军委会人少开不了会，财委会干脆只有一个主委。
当时，凡参加汪伪集团的人，必须先由政委会通过，然后才由财委会发给生活费。我记得军委会在香港发展了两个委员。一个是叶蓬，曾任蒋介石手下的武汉警备司令，杀害中共人士不少。后以“存心抗日”的罪名被日方攻击去职，又以私恨企图杀害张群而为蒋介石所遗弃，由周佛海介绍他加入了汪记汉奸集团。叶认为汪精卫手下只有几个文人，不足以成大事，自命为将才，野心勃发。他亲自到河内向汪献策，主张大搞军事工作，并表示拥护汪当孙中山那样的领袖，自己愿当一个蒋介石式的部下来供驱使，以建立“大业”。这本来是想讨汪的欢心，不料却引起周佛海的猜忌。另一个是杨揆一，清末留日士官第三期毕业，曾在武汉行营当过何成浚的参谋长。他从来没有带过兵，嗜烟好色，暮气沉沉。以后汪精卫用他当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和参谋总长等职。
这时，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同声提出，他们今后要全心致力于“和运”了，无法顾及家庭生活。汪精卫很敏感地理解到他们在伸手要钱，就提出以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八人为“首义分子”。并在汉奸集团第一次有经济收入时，即每人发给安家费港币５万元，但声明以后参加人员，不得援例要求。以后到了上海，政委会无形解消，由“首义”诸人加上一个特务头子丁默屯阝，组织“高干会议”，由汪随时召集开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再后，高宗武、陶希圣逃往香港，再投蒋方，而丁默屯阝、梅思平以人事关系受汪打击，所谓高干会议亦不再举行，有事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人会商决定，然后形式上提出有关会议照例通过一下。我们背后称之为“三巨头会议”。
陈公博的“首义”头衔是汪精卫钦赐的。因为在周佛海、陶希圣怂恿汪出来当傀儡头目的酝酿过程，为了绝对保密，没有让坐过改组派第二把交椅的陈公博知道，汪到最后才打电报约陈速赴国外见面。陈公博既不能像顾孟余那样深明顺逆，拒绝当汉奸，又感到自己对“和运”无功，将来即使搞出一个局面，个人也难免冷落。他彷徨顾虑，左右为难，就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他经河内到香港之后，只在香港出席政委会数次，在私人间也不和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往来。以后汪精卫由上海去东京，陈始终未参加，一味以老母病重，希望在香港休养来推托，引得汪当着我们的面，几次骂他。连１９３９年８月在上海举行的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也未曾出席，直到当年冬间，他才来到上海。那时汪精卫已派以周佛海为首的代表团，和以影佐少将为首的日本代表团秘密谈判《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为了给陈公博面子，才又派他代表汪方和日本海军的须贺彦次郎少将，密谈关于海南岛问题，使他和日本海军发生密切关系。后来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暗杀，陈公博得兼上海市长４年多，就是这次会谈为他创造了便利条件。因为上海是日本海军的警备地区，海军当然希望和他们有交情的人来当伪市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