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他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由这些人组成“好人政府”，形成社会的重心，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大我”。不必开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国就可富强起来。这种“好政府主义”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
但这只能是良好的愿望。1922年9月，在吴佩孚支持下，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的王宠惠等人入阁，王担任国务总理。汤、罗等担任部长，胡适便宣传这是好人政府，大加捧场，他们都属英美派，当时被认为是无党无派的“好人”，因而这个政府有好人政府之称。实际上它只是听命于吴佩孚的傀儡。这个政府为曹锟所不容，结果仅存3个多月就垮台了。“好人政府”昙花一现，成了历史的陈迹。
“好人政府”的成立与倒台
“好人政府”“好人政治”理念的提出，虽然表面上看是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精英”独立、自由精神的体现，是他们不甘沉沦、积极救世精神的体现，而且由于他们的主张中具有反对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所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签名表示赞同，但实际上这些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而已，因为它严重脱离了当时的中国现实。在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前提下，企图通过社会改良来实现国家富强，只能是空想。
不过，在当时，“好人政府”理念一经提出也确实喧闹一番，并在军阀的相互矛盾中竟真的得以实现。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的胜利而结束后，北京政府完全被直系军阀控制，吴佩孚成为首要人物，操纵政局。为了骗取民心，缓和直系军阀内部的矛盾，吴佩孚打算利用一些有社会名望的知识分子来组成新一届内阁，这样就激发了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精英”的幻想，他们企图在吴佩孚这个有实力的军阀支持之下实现自己制宪救国的主张。王宠惠内阁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台的。
王宠惠组阁后，胡适等大喜过望，一方面宣称这是“好人政府”，另一方面全力以赴地支持和指导王、罗、汤3人如何治理国家，并提出一揽子治国方略。王宠惠等人也踌躇满志，意图一展抱负，整天忙碌得不亦乐乎。但他们天真的秀才梦很快就在现实面前被碰得粉碎。
王宠惠等人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财政早已崩溃，为了筹款他们不得不像前任一样继续向外国乞讨借款，但作为军阀的走卒，他们筹到的钱款主要还是给军阀做了内战经费，因此引起人民的不满；又因军费分配不均，导致直系军阀内部纠纷顿起。王宠惠是吴佩孚支持上台的，自然倾向于直系军阀中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给他们提供较多的军费，由此引起以直系军阀另一“大佬”曹锟为首的“保（定）派”的极大不满。
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将罗文干逮捕，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起初吴佩孚出面干预，将罗一时释放，但随后曹锟与直系其他军阀通电要求惩办罗文干和王宠惠等阁员，使吴陷于孤立。吴佩孚见势不妙，立即牺牲马前卒，与曹锟妥协，表示不支持王宠惠内阁。王宠惠等失去了后台，被迫于11月29日宣布下台。至此“好人政府”仅仅执政了72天便寿终正寝，它的短命不仅宣布了“好人政府”理念的破产，也使得“好人政府”理论声名狼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