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白热化的一年，各种冤案层出不穷，其中由康生一手炮制的，赵建民云南特务案就轰动一时。1968年1月康生在北京当面指责云南省委负责人赵建民是叛徒。指称赵建民执行了子虚乌有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行动计划，致使赵建民入狱长达8年之久。云南的大批干部群众也因此案受到株连，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康生和赵建民的矛盾呢，源于1967年3月1日，赵建民和他的老首长康生的一次面谈，当时赵建民向康生提议。中央应该召开类似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或者召开“九大”，以发扬民主的方式，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还要求以党代会的“小民主”取代群众运动的“大民主”赵建民这种做法是符合党章规定，在党内程序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但是赵建民没有想到，当时的一批老帅刚刚因为反对文革，被批判为“二月逆流”。赵建民的意见正与他们暗合。
康生当时没有明确表态，但事后却密告毛泽东，说赵建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一年后，康生竟说赵建民提议召开党代会，是要让刘少奇、彭、罗、陆、杨，用合法的手段向中央夺权。这才导致了赵建民8年牢狱之灾。
文革期间这个冤假错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历史问题，即清查“叛徒”、“特务”、“内奸”、“历史反革命”等，各类埋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的问题。典型的案件如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内蒙古的“新内人党案”等等。但是江青、张春桥及其妻子的历史问题，却不受追究。特别讽刺的是，张春桥曾经确实加入过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康生本人到底是何时由谁介绍加入中共，其实也是悬案。第二是政见的分歧，即“反对毛主席”企图“篡党夺权”的问题，如所谓的“彭罗陆杨案”、“刘少奇案”。三呢就是文革的冲突，即对文革运动的政治态度问题，与“无产阶级司令部”意见不合的问题，典型的案件如“打倒陶铸案”、“杨、余、傅事件”等等。
在文革中各省市主要领导干部多被认定为，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代理人，1967年8月，经毛泽东和中央批准，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走资派有55名，其中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有37人，赵建民在文革后获得了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