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军界也为传教事业尽责。1853年12月底，驻上海法租界的护卫舰“贾西义号”启航返法，舰长德柏拉在给母亲的信中记载了当时的心境。他说:“我离开了中国，好似一个还没完成任务的人，当我正对工作开始感兴趣时，被人剥夺了工作。……军舰虽不直接参加传教工作，但也能作出不少有益的事，给传教士帮些小忙。”史式徽(1866—1937年，法籍耶稣会士，文学博士，教会史教授)评介道:“小忙拯救了上海的天主教事业(指面对太平天国的压力)，……奠定并实行了法国对教友们的保教权。”由此，上至王后、皇帝、外交部，下至领事、将领纷纷支持传教士们的传教活动。中国天主教教友人数从1800年的20万达到了1850年的32万。与此同时，法国对华贸易却遭冷落。1844年，在广州进出口的法国船只仅四艘，位于英、美、荷、比之后。上海法租界繁荣和发达程度与英租界相距甚远。1856年，上海法租界商人11人左右(法国人仅7—8人)，英租界内，1844年就有50人，1850年增为1750人。1851年8月14日，上海各租界颁布第一个关于码头治安和海关税则的条例，道台和各国领事除敏体尼外均在条例上签了字。
其中一项规定道:船只只能停靠在英租界前的河面。这意味着剥夺了法租界拥有接纳船只停靠的权利。可见在各租界中法国地位微薄。法国官方殖民代表陆英、布尔布隆等均不注重贸易事务。陆英认为，一个领事不应参加商业交易，“我很佩服你的胆量(指敏体尼积极为贸易出力的行为)，但不能同意这种行为”。外交部尽管对敏体尼表示赞扬，但其有关贸易的报告却留在外交部的文件里无人查看。1853年3月3日，法国新公使布尔布隆从澳门写信给敏体尼，阐明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的理由。他说:“为了让您了解情况，我还是要告诉您，美国公使直到他离开为止曾再三向我保证，他打算严守中立。如英国确实要干涉的话，我看也纯粹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在中国没有这类的利益。因此，中立政策对我们来说……显得重要。”
法国所谓“中立”仅为外交的一种幌子，它曾积极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这却是法国忽视商业贸易的一种明证。显而易见，法国在19世纪上半叶与中国外交关系的重心在于通过天主教进行殖民扩张，而非依靠贸易进行殖民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