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百多年间，在文化专制和闭关锁国政策下，国人的思想完全处于封闭状态，昧于了解世界大势，变得固步自封。鸦片战争使中国再也不能拒“洋”于千里之外了，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因而进步的中国人开始冷静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此萌发了开放意识。这时的开放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同外国广泛发展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林则徐一方面主张严禁鸦片、反对外国侵略；另一方面也反对封关禁海，断绝与外国正常的经济交往。他称“窃以为……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如果“将现未犯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林则徐在一份晓谕外商的布告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对不带鸦片之诚实商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以及广东巡抚必将代表皇帝陛下，怀抱深情厚谊，切实保护，并不分黑白人种，同一对待。”魏源、姚莹等人也打破了“天朝无所不有”的陈腐观念，主张积极发展外贸，凡是对国计民生有益的物资：如米、麦等粮食，洋船、洋炮、火器等军用品，铁、铅、硝、布等工业品，都可以大量进口；同时应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也大量输往世界各国。他们认为通过发展外贸，不仅增加政府的税收，解决财政问题，而且鼓励国人赴各国贸易，将洋银运回中国，从而使中国富强。毫无疑问，这种开放思想是顺世界之潮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确思想。
二是开眼观察世界，了解世界大势，主张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时期，参加禁烟和抗英战争是具有爱国热情的国人都能做到。然而要有新思想，新见识，能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主动开门迎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却不是一般国人所能胜任，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高于同时代人的地方。他们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闭关自守的落后，因而主张在巩固国防和平等贸易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他们认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夷书始；欲造边才，必先自留心边事之督抚始。”认识西方、研究西方成为当时觉醒者的一种共识。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不拘一格，从社会各阶层选拔了解“夷情”和有翻译能力的人才，予以不同程度的任用；他还敢于打破禁区，亲自向外国人了解情况，这在闭关自守的国度是大胆之至的举动。林则徐从斗争需要出发来了解西方的历史、地理、法制、鸦片生产、军事状况、时事政治等，并编译了《华事夷言》、《四洲志》、《各国律例》等书。通过了解西方，他感到中国的不足，进而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特别是军事技术。他曾从澳门和新加坡购买了葡萄牙和英国的大炮200多门，又辗转买到英国制造的装备有34门大炮的战船，组织有关人员对外国先进的大炮和战船进行观察和研究，收集和翻译了有关西法铸炮、打炮和制造战舰的图式资料。另外林则徐还多次向道光皇帝提议创办新式国防工业和建立一支新式海军，可惜这些主张未被清廷采纳。
以林则徐为嚆矢，一批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撕开封建专制主义的闭关帷幕。到1861年为止，他们先后写了22部有关世界历史地理的著作，其中以林则徐编《四洲志》、魏源著《海国图志》、姚莹著《康輶纪行》、徐继畲著《瀛寰志略》等书影响较大。在了解、研究西方的过程中，他们开始认识到西方不仅在军事方面优于中国，即所谓的“船坚炮利”，而且在自然科学和工业机械及技术方面也优于中国。他们称：“欧罗巴入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技，实逾前古。”“白夷泛海，习天文算法者甚众，似童而习之者，盖为泛海观星，以推所至之地道里方向远近，必习之此乃敢泛海舶纵所之也。”“机房织造，不用手足，其机动以火烟，代以人力；以羊毛与棉花纺成洋布、大呢、羽毛，皆自然敏速。”“有火轮、航船可驶海，不待风水，又造辘路，用火车来往，一时可行百有八十里。”“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器，有如骤雨。”相比之下，“吾儒读书自负，向以中国记载，或且茫然，至于天文算学，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訾然愧乎！”因此，他们感到中国不仅要师夷之长技（坚船利炮），而且还要引进西方的民用工业机器和技术，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以于此造之。”同时还应大力发展民间工商业，凡“沿海商民，有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为首的一批进步士大夫主张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他们目的明确，就是要通过学习西方来抵抗外国侵略，使中国富强。这不仅需要有敏锐的眼光和魄力面对现实，承认中国的落后，还需要有勇气放弃封建统治阶级虚矫自大，顽固保守的作风，打破中国人对外国的传统偏见和自视为天朝上国、世界中心的陈腐观念。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开创一代新风，从而启迪了一批又一批爱国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极大地丰富了近代爱国主义，使爱国救亡运动不断地发展、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