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字耀之，号浩然。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醇贤亲王奕譞之孙，[2]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
我们对溥仪这个伪满洲国皇帝的傀儡身份已经十分熟悉，但在1946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为“皇帝”的溥仪，他的一切对世人来说十分神秘，当他出现在证人席上时，法庭内座无虚席。那时他提供的证词，成为后来史学界、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基础材料。
法律是空文伪满政府并无实权
溥仪称自己因为恐惧而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在法庭上，他还称自己这样做也是为“满洲”人民着想。
溥仪
他说，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日军之前，他可以秘密训练军队、培养人才，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这是开脱之辞还是他当初真这样想，在事实面前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当时，伪满洲国的实际领导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的全体幕僚。作为皇帝的溥仪连自己的卫兵都无法保全，更不要谈训练军队了。
溥仪在颁布法令、签订条约、决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证人席上的溥仪愤愤地说：“形式上是经过批准的，但是，‘满洲’在日本军队的完全占领之下，我没有自由。”尽管按照组织法的规定，皇帝是享有特权的，由政府行使立法权，但事实上，溥仪和他的伪满政府是没有任何权力的。溥仪称：“法律是法律，事实是事实!法律不过是空文。
溥仪称：“政府里，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所谓大臣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实际是由日本人次长操纵行政。在此，我愿就满洲国的行政试作说明。在关东军司令部里有司令官，一切事情由参谋长通过司令官办理;在参谋部里有个第四课，它是专门管理满洲事情的。就满洲国政权而言，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第四课课长为副主席，还有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我们把这个会议称作‘火曜会议’。这个会议以后，各部次长便分别起草与其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决不更动一字。然后就把这种议决案送到国务院去，以取得皇帝或国务总理‘批准’的名义。至于小事则由日本人次长随便办理了。在‘火曜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许中国人反对的。一旦有人反对，总务长官便会厉声说：‘这是既定方针!’如果你坚持反对，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因此，中国人都怀有恐怖心，即使是阁议或在省长会议上，也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后来，吉冈中将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面对调查团难吐真言伪满皇帝无人身自由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派李顿调查团到伪满洲国进行调查。溥仪在法庭上被提问他是否曾与李顿讨论过问题时，溥仪称：“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为名监视我。本来我是尊敬李顿先生的，对于满洲的许多问题也与他有同感，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这实在令人恼恨。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杀害我。”他称，就连李顿事实上也很理解自己当时不能吐露真言的处境。
溥仪说：“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是猴戏。”溥仪称：“每年我与满洲国军司令官有一两次会见，这也是与日本的最高顾问和军政部大臣会同举行的，我的训示完全是他们做好了的空文。吉冈中将不许我与军司令官谈话，即使许可，也是只限于用纸笔，这已属常事。我过生日时，北平的友人来祝寿，也是不准见面的。更为令人恼恨的事是吉冈中将叫我写一个亲族的家属表，只许我和他们相会。就是这些人来了，也要一一向宪兵报告姓甚名谁，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回去。人们给我来信则由宫内府的日系官员收去。我想给祖宗扫墓也是被禁的，只能委派别入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