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的历史剧。作者将明末侯方域与秦淮艳姬李香君的悲欢离合同南明弘光朝的兴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悲剧的结局突破了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传统模式，男女之情与兴亡之感都得到哲理性的升华。
《桃花扇》是中国清代著名的传奇剧本，作者是孔尚任，是他经历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完成的。此剧表现了明末时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吴次尾、陈定生为代表的清流同以阮大铖和马士英为代表的权奸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南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和衰亡原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即作者自己所说：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南明覆亡的历史，并总结明朝300年亡国的历史经验，表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
明代末年，曾经是明朝改革派的“东林党人”侯方域逃难到南京，重新组织“复社”，和曾经专权的太监魏忠贤余党，已被罢官的阮大铖斗争。结识李香君，并与其“梳栊”（和妓女结婚非正式叫梳栊）。阮大铖匿名托人赠送丰厚妆奁以拉拢侯方域，被李香君知晓坚决退回。阮大铖怀恨在心。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坚决不从……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
全剧其中穿插当时历史事件，南明君臣如何花天酒地，四镇带兵打内战，史可法坚守扬州城破投河自尽等。
在洪升的《长生殿》脱稿11年之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孔尚任酝酿已久的传奇历史剧《桃花扇》终于诞生了。继《长生殿》之后，《桃花扇》的问世再一次轰动文坛。一时间，京城内外文士们纷纷传看传抄。洪升与孔尚任得以并列驰名天下，被人称为“南洪北孔”。金埴的绝句“两家乐府盛康熙，进御均叨天子知。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多唱洪孔词。”说的就是两剧都被送入皇宫内廷以及它们被唱遍各地情况的忠实记录。
明朝中期开始，传奇剧越来越多地以重大历史事件入戏，这无疑加强了传奇的厚重之感。但直到清前期的《长生殿》和《桃花扇》的出现，历史剧的创作才真正被推到一个艺术的高峰。这两部戏剧都是在巨大的社会动荡中讲述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使爱情与政治达成完美的融合。区别在于《长生殿》是在国势兴亡中歌颂至死不逾的爱情，《桃花扇》则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字季重，号东塘，又号岸塘，又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早年在师门山读书，1684年37岁的孔尚任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从优额外授为国子监，踏入仕途。从1687年到1690年他在江淮治水4年，丰富了自己的阅历。孔尚任很早就注意搜集南明五朝的遗事，在治水期间，他游历了扬州、南京的一些古迹，并结识了一些耿介之士和明末的遗民。1689年，《桃花扇》写成，上演之后引起了明朝故臣遗老的亡国之痛，康熙皇帝对此也很不满。不到半年之后，他就因一桩遗案罢职回家。他写诗道：“我是白头著书郎，被谗不辩如聋哑”，表达了自己解甲归田的难言之衷。除了《桃花扇》外，孔尚任还和顾采合写了《小忽雷》传奇，这也是一个揭露权贵误国的戏。孔尚任的诗文有《湖海集》、《岸堂之集》、《长留集》等，近人编为《孔尚任诗文集》。
作为一部传奇剧，《桃花扇》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明末，东林党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崇祯帝打击阉党的时候，东林党人曾进享入阁，后来东林党人失败了，继之而起的是复社的政治活动，他们以诗文方式讥讽议论朝政，在历史危亡之际表现出充分的政治热情和忧患意识。李自成打入北京，崇祯缢死，福王朱由崧逃到南京之后，阉党马士英、阮大铖不择手段地推举小福王为弘光皇帝，夺得了迎立之功，而史可法被排挤出南京，在扬州奋勇抗击清军。马、阮在南京搞打击报复，排斥异己，弄得朝政日非，人心惶惶。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福王还在排演阮大铖的《燕子笺》传奇，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反对马、阮集团，主张清除二贼的复社文人侯方域、左良玉等遭到马、阮的搜捕，最后一同陷入了覆灭的境地。《桃花扇》就反映了这段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