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北宋中国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手工业则雇佣几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了！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年为例，年产达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老牌资本主义英国，1788年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其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都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同时，还对瓷器工艺进行了重要改革，中国瓷器更加成熟，产品大量出口。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
那么，北宋政府庞大的财政收入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熙宁10年（1077），北宋赋税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那迈进了。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这是其他王朝所无法比较的！宋朝财政年收入最高是一万六千万贯，一贯差不多是一两银子，也就是大约一万七千万两。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废除了坊市的界限，钟鼓楼也不再有晨钟暮鼓之声，也就是说对城市生活的限制完全取消了。这就使得东京开封城的夜市日益兴旺，宋徽宗年间则臻鼎盛。据《梦华录》所述，北宋后期的开封城里，条件好些的市井人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的，夜市要闹到夜半三更，而消歇一时，“才五更又复开张”，即便寒冬风雪抑或阴雨满天，也不停市。看来，中国城市在宋代就很注重夜生活了。
从《清明上河图》里也可以看出当时城市生活的多元化。譬如当时已有平民居所和贵族宅第的区分了，不少豪宅还租赁给赴京师游学的青年士子，并针对不同客户有不同的房屋租赁，用今天的话说是细分市场；还有奢侈品商店，如画中的“刘家上色沉檀楝香铺”，卖的就是海运进口的高级化妆品和香料；气派豪华的高级饭店，如“孙记正店”，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门前屋顶上都搭建了华贵的欢门彩楼，在这里，你能喝到东京最好、最贵的酒，八十文一角的羊羔酒和七十二文一角的银瓶酒；开封城里的知名饭馆很多，菜品亦丰，顾客可“任意索唤”，店内的小二也十分专业，“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小有违误”，上菜速度也快得惊人，“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此外还可见到市场里大胡子说书人正兴致勃勃地说书，四下围观者颇不乏人。
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造成一种现代经济形态和物质文化生活的出现，但赵宋王朝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并不同体趋时，尤其是在整个社会准备未及之时，就“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技术作行政工具”，自然也就产生了日后种种矛盾之事。因此，在感慨《清明上河图》的一纸写尽千年繁华的同时，我们其实更该留心的，是张择端在繁华背后的省思和担忧，一个经济高度发达、文化极其卓越的国家，如何最终在民物富庶中走向衰落荒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