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驸马都尉窦诞年届高龄，“精神衰耗，殊异常”唐太宗和他言事，他常昏忘不能对。太宗无奈责备窦诞“睹尸禄而不退”，下诏“诞可光禄大夫还第”。也是唐太宗时的金紫光禄大夫令狐德芬，结果官至80岁死在任上。大名鼎鼎的礼部侍郎贺知章，在唐玄宗时官至86岁才告老还乡。武则天时宰相苏良嗣年已85岁仍不退休，有一日他去朝见武则天时，“谢恩拜伏，便不能复起，舆归其家”，当日便死了。唐懿宗时卢龙节度使张允伸已88岁，重病在身，自知来日无多，即上书辞职，结果朝命未归就死去。闻名遐迩的唐朝大书法家柳公权，至唐宣宗大宗八年担任太子师时已经年过八旬了。每次上朝，步行至大殿之下就已经力不能支了。他老眼昏花，一次竟将皇帝的尊号“和武广孝皇帝”读成“光武和孝皇帝”，遭到御史弹劾，罚俸一季，被朝野嘲讽。由此看来，唐代在贯彻退休制度上的不得力以及退休年龄规定上的模糊性，导致了官员到龄退休的为数甚少。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官员不愿退休呢？白居易在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无非一是贪恋名利，二是为子孙谋福利而已，此乃所谓“恋栈”情结也。“恋栈”之说，出自《晋书·宣帝纪》“驽马恋栈豆”，意为马儿对马棚的依恋之情，后引申为讥讽做官之人对官位的依恋。这么多官吏不愿退休，其实就是留恋官职带来的名和利。
所谓留恋“利”，就是留恋官场上的收入。唐代官员的俸禄一般由禄米、职田、俸料等常规实物待遇三部分组成，还包括免费工作午餐、上朝服装、役使人力等特殊实物待遇部分。除外还有一些隐性收入，如亲属免役、住房、乘车、受田、子孙享受优先入学和做官等优惠和特权。当然，这些没算上赏赐以及收礼等灰色收人。
所谓留恋“名”，就是官职带来的影响力。尤其是三品以上的高官，他们通常考虑更多是避免“人走茶凉”。位高权重的他们往往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过去所做的事情在退休后常常会成为他人攻击的目标，只有留在位置上能够确保继续接近皇帝和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从而保证自己的安全。尤其对子孙的前途来说，“名”之关系极大。唐玄宗时的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致仕申请，李太太闻之勃然大怒：“家产空虚，儿子们都还没有当官立业，你退哪门子休啊？！”因为对官员来说，他“名”的坚持，是寄托着全家甚而全家族的希望的。
唐代官员退休待遇是不低的。据《唐会要·致仕官》记载，官员致仕时可享受一定的待遇，有的可加官一级，有的只换官名而品秩并未改变。三品以上致仕者还享受朔望听朝参，其班列在本品现任官之上以表尊崇。在经济待遇方面，五品以上者致仕，终生可以享受半俸，特例可给全俸。六品以下者，旧制前四年给半俸，天宝时令给至终身。但即便如此，官员们大多还是不愿退休。因为名也好，利也好，为子孙造福的能力也好，是和一个人的官职直接挂钩的。离开了实际官职，这一切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再好的退休待遇，哪里比得上官职附带着的衍生权力！
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裴度曾经说过：“以年致仕，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有斯道。”指出当时的官员普遍寡廉鲜耻、贪恋富贵，到了退休年龄还不肯去位。官员不肯退休，很多时候非政务所需，实由腐败引起。唐中期以后，宦官专权，政坛腐败，贪恋禄位情况十分严重，退休年龄极具弹性，官场有人就可推迟退休。唐僖宗时，皇帝下诏书让大太监杨复恭退休，杨复恭拒不接受致仕诏令，还杀害来使，最终导致君臣兵戎相见。中国社会是一个泛权力的社会，收益和权力一样是泛化的。无权即无收益，官员不愿退休情有可原。如果再加上国家的退休制度一不刚性，而不一视同仁，让官员自觉接受退休制度岂不难上加难吗？！
白居易这首《不致仕》是从启发官员自觉接受退休制度的角度来批评这一现象的。他在诗中歌颂了历史上两位功遂身退的贤者。他们就是白居易诗中的“二疏”——西汉宣帝时的疏广和他的侄子疏受。疏广和疏受叔侄两人都官居太子少傅，显赫一时。当太子12岁时，疏广对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于是叔侄二人皆称病还乡。走时，同僚、友人在长安城东郭门外为之饯行，围观路人感慨：“贤哉二大夫！”像这样主动按时退休的高尚之举却无人继续步其后尘，令人叹惜！白居易以“二疏”为榜样，在七十岁时以刑部尚书致仕。“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诗句用意深刻而措辞委婉，即使让一千多年以后的今人也诸多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