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由儋州内调，九月过广州。谢民师以诗文求教，二人相处甚洽。本文是作者离广州后写给谢民师的第二封信。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见解，特别阐发了艺术传达的规律：一是要“文”，“言之不文，则行而不远”；二是要“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但艺术传达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使物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艺术传达还要讲求方法，他主张以平和的言辞抒情达意，“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就会“文理自然”。批评了扬雄“好为艰深之辞”、只在雕篆上下功夫的作法。这些见解都是十分精当的。
〔宋〕苏轼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译文
最近我俩分别之后，多次承你来信问候，详知你日常起居安好，十分欣慰。我禀性刚直简慢，学问迂阔，才质驽钝，因事连年被摘，不敢再自居于士大夫行列。自从回到海北，见到旧日亲友，也已经漠然如同隔代之人，何况与您平素没有交往，还敢与您订交吗？您数次屈尊光临，立谈之间一见如故，使我万分欣幸，意想不到，无法用言辞来形容。
您给我看的书启、诗赋、杂文，我已读了多遍。大作犹如行云流水，原本无一定的形式，飘荡流动，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文理毫不做作，千姿百态，舒卷自如。孔子说：“说话不讲究文采，流传就不会广远。”又说：“言辞只求能表达意思就行了。”言辞仅要求能达意，好象是不讲究文采，这是很不对的。要把握住事物的微妙处，真象拴风捉影那样难。心中能把事物彻底弄清楚的，大概在千万人中也找不到一个，而何况是要用口说和手写把事物表达清楚呢？表达清楚的，这就叫“辞达”。言辞要做到能够达意，那么文采就运用不尽了。扬雄喜欢用艰深的辞藻来文饰浅显易懂的意思，假如直捷了当地说出来，就人人都能明白了。这种写作方法正是扬雄自己所批评的“雕虫篆刻”那一套。他的《太玄》、《法言》都属于这一类。而他偏偏只对作赋追悔，这是为什么呢？终身经营雕虫小技，而写作《太玄》、《法言》时仅仅变有韵之文为无韵之文，便称之为经，这可以吗？屈原作的《离骚》，是《风》、《雅》传统的再发展，即使与日月争辉也不逊色。难道我们可以因为它象赋而称之为雕虫小技吗？如果贾谊赶上了作孔子的学生，那么他的学行已经足以“入室”了。而扬雄却因他作过辞赋而贬低他，以至与司马相如等同。象这样浅陋的见解，在扬雄身上是很多的。这些话可以同明白人说，不能同一般人讲，我因为议论文章，所以偶然谈到。欧阳修先生说：“文章象赤金美玉，市上本有定价，不是凭谁的一句话就能论定价格的贵贱。”我啰里啰索讲了一大堆，对您未必有什么好处吧，真是惭愧惶恐不已。
您索要惠力寺法雨堂的题字，我本来不善于书写大字，勉强写来终究不好，又加上船上地方狭窄难以书写，所以未能遵命写好。但是我将路过临江，理当前去游览。或者寺僧要我写一点什么，我会写上几句留在寺院内，以安慰您的乡土之思。今天到达峡山寺，稍作逗留后就离开。相距越来越远，希望你千万随时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