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1840——1939），原名志德，又名建常，改名良，晚号华封先生，丹徒（今镇江市）人，他学贯中西，睿智过人，是清末维新派知识分子，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办外交、搞洋务主要倚重于他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爱国人士。
1862年入耶稣会，后获神学博士学位。1869年升神父。曾任上海徐汇公学（现徐汇中学）第一任华籍校长、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监督）。1907年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1913年，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顾92岁高龄，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后与宋庆龄一起领导“救国会”奋勇抗日，被誉为爱国老人。1937年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1882年，李鸿章派马相伯与其弟马建忠会同水师提督丁汝昌赴朝鲜平定“壬午”政变，使国王李熙得以复辟，这是清末唯一成功的外交活动。其时袁世凯只是丁汝昌麾下的小军官，对马相伯执弟子礼。开始，马相伯很欣赏他的机敏和善解人意，曾应袁的请求，向李鸿章推荐他为驻朝商务专员，于是袁对马更加恭谨。
但袁世凯终于暴露了丑态，有一次，他竟向马相伯请教如何在官场能够脱颖而出，平步青云。马相伯这才知道他是个官迷心窍的“禄蠹”，就戏谑地说：“唯有厚赂宦官，由宦官而结识亲贵，即可越级超升，甚至做抚台也不难。”袁世凯竟把马的戏言当真，成千上万地花银子去交结宦官，果然官运亨通。后来袁氏拜倒慈禧的足下，成为荣禄的党羽，干出一系列坏事，权欲恶性膨胀，终成窃国大盗。马相伯每悔自己当年的戏言。
袁世凯坐上民国大总统的位子后，请马相伯做平政院平政和大总统顾问官，想通过马相伯笼络社会精英分子，但马相伯绝不屈从袁世凯。有一次，袁对马说：“现在人民不知敬事长上，国家何以安，天下何以治？”马相伯的幽默风趣劲儿上来了，漫应之：“君所指者，殆即磕头请安之谓乎？果尔，便足以邦安、国治、天下平；则我愿自今日始，朝即一头，晚参一拜，天天不懈，为天下倡导！”这次袁世凯知道马先生调侃他，只好嘿嘿地打哈哈。
马相伯的民主思想和袁氏的帝制野心，更是水火不相容的。袁氏称帝前派他的大儿子袁克定设盛宴敦请马相伯、严复等社会名流，征求帝制意见，旁人都期期艾艾，模棱两可，唯有马相伯不肯含糊，坚决反对帝制。会后还写了文章《国民大会说》，登在《益世报》上公开倡“民主为邦本”之说。但袁氏皇帝瘾太大，根本听不进这些逆耳的诤言，悍然改年号为“洪宪”，做起皇帝来。结果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只过了八十三天皇帝瘾就一命呜呼了。
马相伯仍不放过他，随口占了一联，戏称袁氏是“病犯‘六君子’，命送‘二陈汤’”。六君子、二陈汤，都是中药汤头名，凑巧袁氏生前唆使杨庆、严复等六人组织“筹安会”，为袁氏帝制鸣锣开道，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二陈汤，指当时蔡锷、吕公望等高举反帝讨袁大旗后，全国反帝制的浪潮汹涌澎湃，原来是袁氏心腹的四川督军陈宦、河南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一看风头不对，也通电反对帝制，尤使袁氏气得要命。马相伯抓住这个巧合，作了一联最后一次戏谑愚蠢至极遗臭万年的袁世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