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文字甚至口头语,都很自然在运用了对偶句。但在形式上尚无有意雕琢,刘勰说:“唐虞之世,辞未及文”。此后形成骈体赋。进入南北朝后期,对偶句的运用便已经精雕细琢了。
与刘勰同时的沈约提出“四声八病”的主张之后,诗歌创作渐趋严谨的格律化,诗歌有了格律要求并越趋严密精细。在诗中,律诗的对偶句用上了“对仗”一词。
在格律诗形成的同时,词已萌芽、发展,自然而然地引进了格律,又向着长短句发展。到北宋,词的创作格律已经十分精熟,只是仍较短小。到柳永和苏轼手中,词牌陡增,题材面大扩展,表现方式大为丰富多样。词到盛时,曲已兴起,造语选词,较贴近民众。诗词曲都给对联以极大的影响。随后的杂言又大量用入对联,除竭力讲究典雅这外,成为主流的,则是以浅近的文言文或以口语入联,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地步,得于在民间扎根,在深入民间的同时,又从俗语、俚语、谚语、谜语等处汲取营养。
假如说对偶句是对联的原质,那么它是在诗歌、骈赋中孕育而成的,是不断经吮吸诗、词、曲、赋的乳汁而成长。特别是深入民间后,融合谜、谚、俚、俗语等,成为一种上至宗庙、朝庭、下达至卑、至秽处所都能使用的文学作品。